黄英贤表示，中国目前推进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是二战以来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其发展速度之快也是她前所未见的。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向中方提出要求，认为中国虽然拥有发展自身军事实力的权利，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军事建设，其他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安全方面的承诺。 黄英贤这番言论所针对的具体事件，是7月初中国在南太平洋公海区域成功实施的一次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携带的是训练模拟弹头。按照国际惯例，中方在行动前已经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并明确说明这是年度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希望外界不要进行过度解读。 然而，对于中方已经履行相关通报义务这一事实，黄英贤似乎并不认可。她在采访中声称，中国此次试射没有按照地区国家所期待的方式提前通知，因此缺乏可预测性，也无法让外界判断中国的真实意图。在她看来，中国的这一行动究竟是在破坏地区稳定，还是有助于维护稳定，并不能轻易下结论。 但问题在于，中国此前已经按照国际惯例完成了必要的信息通报，而澳大利亚本身正是收到相关通知的国家之一。那么，黄英贤所谓中国行为缺乏可预测性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她口中所要求的透明度，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提前进行通报仍然不能被视为透明，那么怎样的方式才能满足她的要求？对于这些关键问题，黄英贤在采访中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 面对这一情况，彭博社主持人进一步提出疑问：无论是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机制，还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增强的军事存在，又或者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样可能被认为影响地区安全格局。面对中方这样的看法，澳大利亚又应如何回应？

对此，黄英贤坚持认为，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她给出的理由是，澳大利亚参与美英澳安全合作，只是为了使用美英提供的核潜艇替换本国现有的老旧常规潜艇，而中国则是在持续发展更多、更先进的核潜艇力量。在她的逻辑中，由于中国的军事规模远大于澳大利亚，因此同一种军事行为在不同国家身上应当被赋予不同评价。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判断一个国家军事行为是否合理，似乎并不取决于行为本身，而取决于实施行为的国家实力大小。实力较弱的一方进行军事升级，可以天然被视为防御性行为；而实力较强的一方采取类似行动，则容易被定义为威胁。这种标准显然容易引发双重标准的质疑。 面对主持人提出的这一问题，黄英贤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继续将焦点放在中国军事发展速度以及所谓意图透明度上，试图将讨论重新引向中国，而回避澳大利亚自身军事安排所带来的争议。 显然，黄英贤针对中国军事发展的持续批评，建立在一种预设立场之上：即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开展军事活动是否合理，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规则，而取决于澳大利亚是否认可。这种外交表达方式，实际上将澳大利亚置于一个评判者的位置。 而她选择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发表这些观点，其目标显然并不只是针对中国。采访中，她特别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都是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这样的表述，试图借助合作与交流的叙事，削弱外界对于四方安全对话可能具有军事属性的担忧。 与此同时，黄英贤多次以地区国家的名义展开表述，试图将澳大利亚塑造成南太平洋地区中小国家利益的代表者。除了批评中国、突出自身立场之外，她更深层的目的，是为美英澳安全合作框架下澳大利亚引进美英核潜艇的安排争取更多舆论支持。

自美英澳于2021年宣布建立相关安全合作机制以来，外界对于其可能带来的核扩散风险一直存在争议。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在传统原则和法律框架下，并不应涉及武器级核材料。但引进核潜艇的计划，显然触及了长期以来关于核材料使用边界的敏感问题。 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建立相应监督机制，但相关安排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国际社会以及地区国家的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需要为自身这一战略选择建立一套能够在国内以及南太地区获得认可的解释框架。 黄英贤将中国军事发展描述为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同时将美英澳安全合作定义为澳大利亚必要的防御回应，实际上正是这一叙事体系的核心。她批评中国发展战略导弹、建设核潜艇，其目的之一就是为澳大利亚自身军事扩张寻找合理性依据。 而她不断要求中国提供更多透明度保证，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澳大利亚自身军事透明度不存在问题，无需接受外界质疑。纵观整场采访可以发现，黄英贤实际上是在以澳大利亚立场为基础，为中国设定一个不断变化、难以满足的透明度标准。 中国提前进行了通报，她认为仍然不够可预测；中国解释了行动目的，她认为还需要更多保证；中国遵循国际惯例，她又认为不符合所谓地区国家期待。 作为提出质疑的一方，只要不断提高标准，就可以持续维持批评者的位置。无论中国作出怎样回应，都可以被进一步要求提供更多解释。从短期来看，这种做法或许能够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以及盟友关系带来一定收益，但从维护亚太地区真正安全稳定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实际上可能产生相反效果。

因为如果一方始终以自身预设的答案作为判断基础，只选择接受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那么即使中国愿意回应澳大利亚所谓的安全关切，也很难真正达到对方要求。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向一个已经提前设定结论的提问者无限证明自身清白。 澳大利亚对此并非不了解，但仍不断重复提出类似要求，其原因或许并不在于真正寻找解决方案，而是在于通过制造争议维持自身叙事。若澳大利亚始终无法摆脱这种以自我想象为中心的安全认知，那么它追求的所谓安全，最终可能反而成为限制自身发展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