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北京市平谷区发布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继昌平区、门头沟区之后，平谷区也将开展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

近年来，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持续升温，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社交互动的新方式。然而，一些“驴友”为追求刺激，擅自闯入未开发的野山、景区探险。由于山中地形复杂、情况多变，“驴友”被困事件频发，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展开救援。

野外救援难点在哪？搜救费用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怎样区分有偿救援与无偿救援？如何让野游不再“任性”？就此，新京报记者采访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及一线救援人员。

为寻刺激任性野游，“驴友”被困事件频发

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市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炭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邢卫兵在发言时，分享了自己参与的一次救援经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炭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邢卫兵。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去年10月，北京下了一场秋雨，一名“驴友”进入炭厂村附近的野山，山下提示牌明确写着“未开放区域严禁入内”。“该‘驴友’是中午进的山，下午联系村里求救，称受伤被困。”邢卫兵说，村“两委”班子成员赶紧拨打119报警电话，消防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十几位村干部也跟着进山参与搜救，负责给消防人员带路。山里信号不好，邢卫兵凭借经验选择了半山腰的位置，方便和救援人员、外界联系。

“夜里2点，救援人员发现了这名‘驴友’。见到我们时，他自己也说，‘不应该贸然进入未开放山区’。”邢卫兵称，那次救援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过程中，一位村干部还摔伤了，后续治疗费用花了几万元，全部由村委会承担。

“还有一次，13名‘驴友’明知下着大雪还去攀爬野山，抱着探险的心态进入门头沟未开放山区，同样被困。”邢卫兵说，“每年村里类似的事情不下10起。”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李运飞告诉记者，从事消防救援工作这些年，也见过不少“驴友”因攀爬野山被困。“新疆地方很大，比如独库公路两边，就有很多没有开发利用的野山。很多‘驴友’为了寻求刺激、寻找新鲜感，会专门到这些地方去探险。”

“要是一个人爬野山摔伤了，就容易有生命危险。”北京市门头沟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刘桐介绍，这几年，他们遇到的几个救援案例都是“独行侠”自己去爬山，“在山里出不来，家属报警，我们救援队就上山找。幸运的能被成功解救，不然就是找到了，但已流血过多，失去生命体征。”

野外环境复杂多变，救援难度大、成本高

在野外实施搜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搜索时间长、地势陡峭、携带设备不方便等，使得这类救援既费时又费力。”李运飞介绍，未开发区域环境未知，距离城区较远，山中经常没信号，不利于人员定位和搜索。此外，人员被困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深处，车开不进去，大型设备也没法儿进入，需要靠人力携带小型设备往里面走，包括无人机、绳索、攀爬装备、队员保障物资等。“深山里路很陡峭，爬上爬下都很费力。”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李运飞。受访者供图

“这类救援的特点是不好干，尤其遇到被困人员受伤时，需要用担架、绳索转运；要是再遇上雨雪等恶劣天气，山里路滑，容易塌方，救援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刘桐说，如果是山岳救援，头一批队伍会先上去，在现场做评估，要是下不来的话，就得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接着上。“最少得15到20人，才能把一名受伤人员抬下来。”

此外，实施野外救援的成本也很高，不光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经济成本。

刘桐回忆，之前有6位老人被困在山上下不来，消防人员上去救援，但由于耗时长、物资不够，便让蓝天救援队去协助，他协调了运载无人机往山上运送食物、饮用水及药品。“那次我们出动了20多人，花费一万多元。”

刘桐说，对于民间救援组织而言，在救援过程中，除人力成本外，还有装备磨损、开车油耗等成本，这些基本是队员自己出钱。“我们的队员都是志愿者，利用空闲时间来做这个事。有时遇到救援时间长，赶不及上班，还会被扣工资。”

北京市房山区天海救援队队员任宏达也表示，民间救援队的经济比较吃紧，主要依靠政府支持或爱心人士捐赠。“救援装备基本是队员自费，救援车辆也是用的自家车。出队归来或备勤时期，队里会保障吃饭，多数也是队长自己掏钱。”

建议优化救援追偿机制，避免公共资源浪费

“生命至上，‘举一城之力救一人’毫不夸张。”李运飞说，一旦有人员被困，消防、公安等部门，以及社会救援力量都会积极响应，派出大量人员，甚至直升机进行搜寻。但他也坦言，因“驴友”任性野游而动用人力、物力实施救援，其实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一种占用和浪费。“当很多人去救你一个人，这时万一突发自然灾害，还怎么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驴友”任性野游被困事件频发的情况，邢卫兵建议，优化应急救援追偿机制，清晰界定有偿救援、无偿救援界限。因个人违反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的，应实行有偿救援。

“有偿救援或许能对这些任性的‘驴友’起到警示作用。”李运飞表示，很多人正是因为有了“免费救援”这个后盾，才对救援资源任意浪费。“有些地方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禁止攀爬，但你执意去探险，遇到危险又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是对规则和自身生命的漠视。”他认为，未来或许还可以考虑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对占用社会资源的人进行警示和教育。

任宏达也同意，有偿救援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的一种方式，“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判断被救援人在野外遇险是意外，还是屡教不改。”他说，“近些年也遇到不少屡教不改的‘驴友’，对大自然没有敬畏之心，这种本可以避免的危险，却加重了救援队的工作，浪费了有限的救援力量。”

多地已探索救援追偿，责任及费用仍需细化

如何通过立法明确救援责任边界？有偿与无偿之间到底该如何界定？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高子程表示，现行法律对该问题其实已经有相应规定，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条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实施救援，救援人即可依据该条规定请求受益人，也就是被救援人偿付必要费用或补偿实际损失；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82条之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这也为有偿救援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高子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高子程强调，上述法律规定属于定性类型的规定，对于具体的责任分担情形和分担比例还不够细化；同时，对公共救援和社会民间救援的责任区分尚不够清晰。这些问题可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

在他看来，首先，应明确二元救援规则。对于公共救援，如公安、消防、应急救援等，以无偿为原则，追偿为例外；对于社会救援，如民间救援队，则采取“费用必偿，损失可补”的原则，即受益人必须偿还全部必要支出费用，而对救援者的损失，包括人身伤害或装备损毁等，则根据实际情况，可给予合理的损失补偿。

其次，还应细化规定救援费用的种类明细和合理标准。通常而言，救援费用包括劳务费、交通费、耗材费、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等，对各类救援费用种类应予以列举加兜底式规定，并明确通常的费用计算标准。

记者注意到，关于野外救援追偿机制，多地已有探索。2025年9月27日，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1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针对该事件，当地政府依法依规对被困“驴友”追偿7.4万元救援费用。此前，该野游活动组织者已被行政拘留10日。

2025年，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两区均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办法施行后，已有“驴友”被追偿。去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两起户外登山涉险事件。事后，获救人员向昌平区两个山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防汛应急保障工作。这是北京首个通过公益代偿模式完成户外登山涉险救援费用追偿的案例。

继上述两区后，北京市平谷区也将开展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3月10日，平谷区发布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办法》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同时，鼓励被救援人员通过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及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工作。

高子程表示，惩恶扬善是法的基本精神，自治、德治、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法治是底线，依托司法强制力；德治，基于诚信和自觉，甚至基于感恩，被救援主体应该主动承担合理费用。救援，虽属自愿，但其救援行为利于社会友善文明，依法应当支持其合理的救援费用之诉求。”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曹晶瑞 陈璐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