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九零后》剧照

　　“西南联合大学是全面抗战初期由平津沦陷区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战时高等学府。1937年11月1日，这所学校在长沙开学时命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云南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三校北返。”

　　这便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由来和过程。在今天，西南联大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教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新近出版的《西南联大社会学》帮助读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走近西南联大，通过对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费孝通等诸位学者观点文章的阅读，去理解西南联大的丰碑意义。

　　发现问题，提出办法

　　《西南联大社会学》是由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整理史料编辑而成的多卷本文集，其中新近出版的第一辑包括社会卷和文化教育卷，分别编选了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费孝通等诸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作为读者不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了解彼时的社会、文化的种种现象，还能从这些学者的观点论述中一窥中国社会学、人口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发展要点。

　　比如在社会卷中，读者可以看到贺麟、潘光旦、冯友兰等关于抗战、民族与中国道路探索的论述，可以看到费孝通、张之毅、谷苞、史国衡等对农村、劳工的一系列研究。

　　其中，刊发于1942年的《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这一篇中，冯友兰就指出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要素有哪些。他写道：“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末咸同时代的人，以为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兵船大炮。光宣时代的人，以为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有国会宪法。民初时代的人，以为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现在我们知道，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有了工业，自然会制造兵船大炮。社会工业化以后，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德先生自然会有人拥护，赛先生也自然会有人鼓励。没有工业，而只要兵船大炮，固然是沙上起屋，社会没有工业化，而只讲德先生与赛先生，也是纸上谈兵。”

　　而在刊发于1940年的《农贷方式的检讨》中，费孝通则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当时农村借贷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在他看来，农村的借贷虽然看上去是为了生产，实际上大多出于消费的需求。“我在云南的一个农村调查时，正遇着村里有一位朋友忙着张罗为儿子娶媳妇。他很高兴，要我们回省时替他代买这个、代买那个，求体面，什么都要挑上等的，媳妇是娶来了。第二次我又到家里时，正是快要点豆的时候。他在发愁，因为没有豆种，借钱又嫌利息高。我就问他怎么自己不留下一些豆种呢?他回答是干喜事时，不但豆种，连明年的谷种都卖了。他在借钱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因为生产事业缺乏资本，但是怎么会缺乏资本的呢?不是为了消费过度么?”

　　费孝通认为，在农村，用贷料来代替贷款有很多好处，比如用抽水机来代替货币，不仅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眼前的困难，还可以

　　帮助农村改进生产技术。“常在农村中走动的人，时常会感觉到农业机器化的前途，要靠农民自动地来推展，希望实在很少。农贷却给我们引机器入农村一个好机会。我个人觉得，借款给农民自己去买不良的种子、陈旧的工具、没有效力的肥料，何如农贷机关直接给他们优良的种子、新式的工具和有效的肥料呢?”

　　一场文化“论战”

　　《西南联大社会学》的文化卷，涵盖的内容包括文化基本研究、国民品性研究、中国文化的出路、人才培养探讨等。其中，中国文化的出路这部分内容，几乎就是冯友兰、贺麟、陈序经、伍启元、蔡枢衡等诸位学者的一场“论战”，在那个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他们不是通过情绪化的语言或者视频博取大众关注以抢占舆论先机，而是各自在刊物上发表“长篇大论”，有来有往。

　　单以冯友兰与陈序经为例。冯友兰曾在《新动向》上发表系列文章《新事论》，其中包括收录在《西南联大社会学》中的《赞中华》(1939年)一文，里面谈到了道德，比如，“照我们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新道德、旧道德;在有些地方，道德是无所谓新旧的。照我们的看法，有社会，有各种社会。有些道德，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有而有的，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的。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社会。”

　　但陈序经在1941年于《今日评论》刊发的文章《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中认为，冯友兰关于道德的表述与其之前的一些观点相矛盾，比如一方面认为道德是不变的，一方面又说道德有新旧，“我翻阅冯先生的《新事论》，觉得有许多处如《办城乡》《明层次》各篇，是有意和无意地主张全盘西化论，然而有些地方，如《别共殊》《赞中华》，又有意或无意地趋于折衷办法与本位文化。这其实就是犯了矛盾的病，未知冯先生以为如何?”陈序经明确指出，冯友兰等人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不主张复古，甚至连折衷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详细列举“西洋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采纳的，中国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保存的”，他们只是简单笼统地说取长去短，这是无用的空谈。

　　1941年，冯友兰在《今日评论》上发表《答陈序经先生》，对陈序经的质疑一一回应。他表示自己实际上提出了“工业化”的具体办法，而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陈先生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并不主张被动的西化、奴隶的模仿，而是主张自觉的吸收。采用融化与创造的精神。实主张这些精神的人，已是有了西化的精神。’前一句话，我很佩服，后一句话，我非常反对。中国人虽穿了些胡服，拉了胡琴，吃了胡椒，坐了胡床，但没有废耕织而事畜牧，没有废宫室而住帐棚。这不能说是没有采择，宋儒的道学，受佛学的影响而成新系统，这不能说不是融化与创造。在这些时候，现在的西洋人的祖先，大部分还在树林中生活。陈先生对于西洋文化，既主张批评，则亦必以其中有是的，有非的;既主张采用，则亦必以其中有可采者，有不可采者。我们诚恳地希望陈先生把这地方指出来，以为国人的向导，而不必要的争论，也可以免除许多了。”

　　实施品格教育

　　《西南联大社会学》所收录的关于人才培养探讨方面的文章中，陈友松、潘光旦、贺麟等学者都谈到了品格教育。其中，陈友松在《品格教育之最近趋势》中认为，品格教育任重道远，有学术理论研究，也要有积极的社会行动及具体施行办法。“故品格教育之实施技术的现代化，亦为吾国各级学校今后应有之努力，评论教育学术者，咸谓过重技术方法，然则技术方法岂可废哉……无积极的社会行动，更无积极社会活动之方法，其于世道人心何补!”

　　潘光旦认为陈友松的这篇文章可谓空谷足音，他在《论品格教育》中也表示，真正完全的教育应该是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潘光旦写道，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是明与恕，“明与恕都要我们待人放宽一步，不过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目前流行的各种思潮里，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而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制，我们实施品格教育以后，目前世界的文化潮流也才有澄清的希望。”

　　贺麟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中重点论述了题目中的这一组关系，他认为，我们可以崇拜英雄，但不可以自命英雄，“须力求虚心理会认识古今中外第一流人物。”在他看来，人格教育当然不能抹煞英雄崇拜，“……我们认为精神与精神的交契，人格与人格的感召，是英雄崇拜的真义所在，亦是推动并促进学术文化使之活跃而有生气的主要条件。”

　　阅读这些80多年前的文章，会发现它们与今天的一些表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很多读者来说，其中最明显的或许就是文本形式的变化，每篇文章的题目都简单明了，没有修饰，没有情绪，但却是整篇文章的关键词。在今天这个网络阅读环境中，很难想象这些文章会获得什么流量，但是它们每一篇都有充分的逻辑，关联着诸多需要讨论、解决的社会问题。

　　所以，《西南联大社会学》帮助读者走近一座大学，也帮助读者走近一段历史，从学者论述的议题里去看彼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声音，去了解彼时人们所期待的社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