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塔

　　正定广惠寺华塔

　　梁思成和林徽因

　　魏新

　　自1932年起，梁思成、林徽因利用8年多的时间，先后赴山西、河北、陕西、山东、四川、浙江、云南等地考察古建筑，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从2015年始，文化学者魏新和石窟古建研究者白郁，多次重走梁思成、林徽因的古建考察之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并最终写成《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以下简称《重走梁林路》)一书。该书近日由齐鲁书社出版，书中两位作者以轻松流畅的笔触，图文并茂地解读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历史与文化内涵，并与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考察笔记展开古今对比，予以全面解读。

　　5月28日下午，《重走梁林路》新书首发式将在山东书城举行。济南时报·新黄河记者提前采访魏新，为你揭开“重走梁林路”背后的故事。

　　从“文化乐旅”到“重走梁林路”

　　记者：此前虽然有人写过梁思成林徽因古建调查路线上的某一个段或者某些点的重访文章，但全面重走梁林路，这似乎是第一本书。首先想问问您《重走梁林路》的缘起，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

　　魏新：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本书算是我这些年“行万里路”的一点收获。其实，我原本是不喜欢“行万里路”的，主要是懒，四体不勤，觉得似乎没有必要，走那么累，路边的风景都差不多。从2015年开始，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白郁老师，还有几个对古建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于是组织了几次游学，游学团的名字叫“文化乐旅”，第一次就去的山西，其中大部分地方都是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深深震撼了我，从此我就喜欢上了和古建有关的“行万里路”，也写过一些散文随笔。

　　前年冬天，和齐鲁书社的许允龙编辑聊天，他建议我整理一本这些年“行万里路”的书，我觉得“行万里路”的书不能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要有一个贯穿的线，“梁林路”就是很好的一条线，于是一拍即合。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一直习惯了四处游历的白郁老师被封控在上海家里，我也在济南出不去，就和他联系，共同用我们熟悉的梁林路为主线写一本书，经过一年多的创作、修改，反复打磨，就有了这本《重走梁林路》。

　　记者：整个“重走”过程，用了多长时间?总共走了多少公里?写书又用了多长时间?在“写书”的时候反观“行走”，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魏新：其实，“重走”的过程分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专门按照“梁林路”来走，还有一种是在这些年的游历中寻找和“梁林路”重合的地方。从2015年到现在，我去过七八次山西，还有无数次河北、河南、四川、重庆、江苏、浙江等等，梁林当初主要考查的地方，我大多都去过。白老师去的次数更多，他好像一直在路上。我记得我第三次去五台县佛光寺是和他一起，他当时已经去了十几次了。所以，这七八年时间，我们都在“重走”，有些地方是“梁林路”，还有些地方，我相信“梁林”也很想去，只是当时没有机会去，比如河西走廊。

　　形成文字的时间前面说过，一年多，但整个过程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其实，“行走”的过程，有快乐，也有疲惫，有的印象深刻，还有的相对模糊，当正式用文字来记录时，发现原来走过的路如此有意义，又重新在文字中走了一遍。写作本身也是一种“行走”。

　　深沉的热爱，前行的脚步

　　记者：“重走”就是要抵达现场，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您写自己面对恢弘古建筑时的感受，您觉得对欣赏和了解古建筑而言，“置身现场”为什么特别重要?从独乐寺、广胜寺，到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有哪几次“置身现场”的经历让你感受特别深刻?“重走”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好玩或者困难的事情?

　　魏新：“置身现场”，就像是对暗号。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潜藏了很多文化暗号，比如到了庐山，马上想起李白的诗;到了滕王阁，马上想起王勃的文章。到这些真正延续千年的古建筑面前，感觉更是不一样。比如佛光寺东大殿，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考证的最古老的建筑，其外形、构造、气质都是典型的唐代风格，风里都有一股唐代的气息，让人一下就梦回唐朝。那还只是民间的一个寺庙，如果是法门寺，那该是多么恢弘?再比如应县木塔，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小城镇，竟然保留下来如此雄伟的木塔，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时的惊喜：“已是落日时分，我蓦的看到，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里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就是在附近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余晖。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经黑了。这是盐地上的一个贫穷的小镇，镇上有几百户人家的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他们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

　　当文化暗号一次次对上时，我们更热爱我们传统文化，可以说是眼含热泪，心怀敬仰。

　　记者：读《重走梁林路》会让人有一种多重时空

　　交织带来的丰富感受：一是古建筑本身蕴藏的历史内涵，二是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调查情况，三是如今“重走”的所见所感。在重走梁林路时，您对这“三重时空”，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魏新：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丈量。梁林是在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文化，我们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梁林的脚步。

　　这个过程中，我经常会有感叹，有些地方其实今天交通依然不够便利，在梁林那个年代，更是充满艰辛，梁的身体还不好，经常拄拐，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走?一次又一次，心里一定有深沉的热爱，才能够转化成巨大的力量，支撑他们前行的脚步。我们应该多去理解他们的这种爱，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林徽因徐志摩的小情小爱上。林徽因人间四月天的背后是乱世硝烟，是艰难行程，林徽因的成就不是几首小诗，而是一名对中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女性。就像她在八宝山的墓，写的是建筑师林徽因，不是诗人林徽因。

　　记者：书中写到在安岳看石刻后您发了一个朋友圈，其中一张被村民“重新彩妆”的照片还引起了巨大的关注。类似给文物“重新彩妆”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出现。您觉得这种审美和文物保护意识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在生活中触目多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和粗鄙的“建筑景观”时，如何才能让“审美”重新丰沛起来?

　　魏新：这样的事情其实济南也不是没有过。我觉得也可以两方面看。比如山西，之所以有这么多古建筑得以保留，民间自发保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安岳石刻也是，很多都是当地村民保护起来的。其实，一直到今天，也离不开民间保护，比如在山西，很多珍贵的古建筑都隐藏在村里，文保员就是村里一个农民大爷，兼职，一个月有几百块钱补助，在门口晒玉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忆中很多次考察古建，都是晒玉米的老大爷开的门。不过，民间有时会出于信仰或其他原因，比如给佛像“再造金身”啊等等，反而破坏了文物。所以，这也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而是文物保护的力度问题。

　　对于文物，我们应该保留一颗敬畏之心

　　记者：书中写到梁林当年调查古建筑的艰辛，写到林徽因后来肺病的爆发，可能就和她在佛光寺东大殿“在扬起的灰尘中进行了几天的工作”有关。而梁林的工作，确实开创性地建立起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体系。您觉得梁林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梁林身上的哪些精神特别打动您?

　　魏新：梁林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建的一代宗师。我不敢，更没有资格妄自评价，我觉得他们身上知行合一的精神特别打动我，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原本都可以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再不济，坐在家里随便写写论文，学术成果也远超今天的很多人。但他们没有掉在书袋里，而是在很多条道路中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而且，他们大力呼吁对古建的保护，尽管，不能全部实现，但他们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他们，也许有很多古建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了。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热忱和坚守。

　　记者：书中特别让人感动的还有“重走”对现实的“介入”，比如在广胜寺用先进的投影技术让被盗卖到美国的壁画重现，通过建议改善了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灯光效果等等。您觉得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为保护古建、发扬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魏新：其实，我和白老师都不是从事古建或和文物保护相关工作的，也没有系统学过这方面专业，就是您所说的普通人，或者说是热爱古建的普通人，但或许我们比专业人士更热爱。对于文物，我觉得我们应该保留一颗敬畏之心，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古建筑，不管如何去精心保护，将来也注定会消失，即便现在，每次去也都有变化，我们只能尽力去让它们保留得更久一点，和人类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尽力用文字或者影像记录下它现在的样子，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热爱传统文化，自觉去保护古建，保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