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家克里斯蒂娜·格鲁伯（Christina Gruber）从小在多瑙河边长大。小时候，她常和父母沿河散步，并在那里学会游泳。当地曾有一种说法：孩子只有游到河中的小岛，才算真正学会了游泳。

多年前，人们第一次不必下水，便能踩着河床走到岛上。格鲁伯感到，熟悉的多瑙河仿佛“背叛”了她。

今年夏天，河水退得更远。过去低水位时，河中的二战沉船只会露出一小部分；如今，一些沉船几乎完全暴露。岛屿、码头和长期隐藏在水下的人工设施相继显现，河道只剩下一条狭窄的水带。

“这一景象非常强烈，也非常残酷，它直观地显示出多瑙河失去了多少水。”格鲁伯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看到这样的多瑙河，让我感到悲伤。”

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由于水位下降，一艘二战时期德国军舰的残骸浮出水面，好奇的围观者聚集在残骸附近。

这种变化也动摇了奥地利人长期以来的水资源安全感。拥有阿尔卑斯山、冰川、积雪和密集河网的奥地利，过去很少将干旱视为迫切威胁。如今，这种确信正在被打破。

危机远不止于奥地利。眼下，欧洲正准备迎接今夏第五轮热浪，高温预计从西向东推进，西班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再次达到43℃，随后蔓延至德国等中东欧国家。破纪录的高温已在多地引发严重野火，持续干旱又使多条重要河流水位跌至历史低点。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和瑞士的多条河流告急，航运、农业、工业和电力系统同时受到冲击。

当“百年一遇”变得频繁，欧洲面对的已不只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而是一场波及生态、基础设施和能源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欧洲河流越过干旱临界点

多瑙河夏季出现低水位并不罕见，但格鲁伯认为，今年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如果2018年可以称为“干旱”，今年便是“非常干旱”。

正常情况下，多瑙河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上游河段水量相对充足，进入南部和下游后流速放缓、水量减少。今年，几乎所有河段都面临缺水，下游尤其严重。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水位一度降至41厘米，仅比2018年的历史最低值高8厘米；在罗马尼亚，水位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

罗马尼亚拉索瓦，多瑙河通常被淹没的区域因水位异常低而露出水面。

罗马尼亚拉索瓦，由于水位异常低，通常被淹没的多瑙河区域露出了沙洲，人们走在沙洲上。

低水位很快转化为经济损失。多瑙河承担着粮食、煤炭、燃料和工业原料运输，部分河段适航水深已不足两米，货运驳船无法满载，大量粮食滞留在筒仓中。旅游渡轮停运、船舶搁浅和航程取消带来的损失也持续增加。

莱茵河承受的压力更为严峻。这条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流经六国并最终汇入北海的河流，全长约1280公里，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动脉之一，每年运输数百万吨货物。

8月10日，荷兰洛比特监测点记录到莱茵河平均流量降至614立方米每秒，低于1947年的620立方米每秒，创1880年正式开展水文记录以来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的低流量出现在11月，此次纪录却在夏季提前被打破。荷兰水务局水文气象学家扬·费尔卡德（Jan Verkade）指出，背后的原因是今年春季异常温暖，瑞士山区积雪比往年提前约三个月融化，随后降雨又迟迟未到，低流量可能持续。

为避免搁浅，莱茵河上的船只被迫减少载重，单位运输成本随之上涨。若低水位延续，煤炭、燃料和工业原料供应可能中断，沿岸企业甚至需要削减产量。

干旱还在向土地和地下水蔓延。法国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7月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降雨量第三少的7月，降雨不足幅度接近70%。截至8月1日，法国63%的地下水位低于正常水平，近70%的地区实施用水限制。

英格兰和威尔士则经历了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7月干旱。欧洲的水危机已从河道扩散至地下水、农业、食品、运输和工业供应链。

在奥地利，部分居民不得不加深水井。河流无法为周边土地提供足够水分，而原本能够吸收洪水、补给地下水的洪泛区又与主河道隔离，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格鲁伯发现，过去每天清晨，花园里的草叶通常带着露水，如今却依然干燥。“这意味着当地失去的不只是降水，还有空气和地表原有的湿度。”

冬季雨雪不足、春季降水偏少，加上初夏热浪提前到来，使天然和人工储水系统都无法得到补充。奥地利森林和土壤因此变得异常干燥。

气象学家圭多·乔尼（Guido Cioni）指出，奥地利今年正经历罕见热浪，全国最高气温在两天内连续刷新纪录，达到41.2℃。而该国历史最高的20个气温观测值中，有17个集中出现在2026年的连续数日。

鱼类受困，河流生态加速失衡

生态系统最先承受低水位和高温的双重压力。与多瑙河相连的一些溪流逐渐干涸，格鲁伯和同事每天都在捕捞受困的鱼，将它们转移到水量较多的区域。他们也不断接到公众来电，报告鱼类因河床干涸而死亡。

格鲁伯（中）在多瑙河进行科学研究。

水温升高进一步加剧危机。过去，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水温相对较低，如今却越来越早变暖，打乱鱼类产卵、觅食和迁徙的周期。鱼类可能提前产卵，但此时水生植被和食物来源尚未形成，适宜的产卵场也十分有限。

格鲁伯说，对一些鱼类而言，水温上升约0.5℃就可能改变生存环境。当部分河段水温达到约26℃并持续较长时间时，鱼类可能死亡。高温会加快鱼类新陈代谢，增加其食物需求，却同时降低水中溶解氧，并刺激藻类繁殖，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气候变化太快，河流生态系统来不及适应。”她说。

长期以来，水电站和其他河流工程还切断了鱼类洄游通道，改变其栖息地。在奥地利多瑙河沿岸，职业捕鱼如今已很难维持生计，据格鲁伯了解，当地可能只剩下一两个职业渔民或捕鱼家庭。

渔民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一种生计和文化的衰退，也让河流失去一套“早期预警系统”。长期生活在河边的渔民往往最先发现污染、鱼类异常和水质变化，而科学家通常只能在事件发生后展开调查。

“多瑙河对欧洲的意义远不止一条水道。它既运输物资、提供食物、连接城市，也承载着文化与历史。”格鲁伯说，维也纳等城市沿河发展，历史上的“多瑙河君主国”更直接以它命名。多瑙河失去的不只是水和航运能力，也是欧洲延续数百年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从水电减产到“炸河保电”

河流的低水位也击中了欧洲能源体系的软肋。

奥地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规模发展水电。过去，这被视为成功的低碳能源路径；如今，支撑水电的河水正在减少。初步信息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奥地利水力发电量可能比正常水平低约30%。

水位过低时，水轮机难以正常运转。为避免下游河段进一步干涸，水电站还必须增加下泄流量，保护水生生态。这意味着发电与维持河流基本水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水电减产后，奥地利可能需要进口更多电力，其中既包括可再生能源，也可能包括化石能源发电。东部的风电和太阳能虽可提供部分补充，但低水位持续越久，电价和供应压力越大。

核电同样高度依赖河水。绿色和平法国与卢森堡核能项目负责人罗杰·斯保茨（Roger Spautz）表示，法国、匈牙利、瑞士和罗马尼亚的一些临河核电站，已因水位过低或水温过高而停机或降低功率。

法国约65%至68%的电力来自核能。法国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0日，高温造成的核电减产规模已达到核电装机容量的15.2%，为本年度最高水平，也是2015年相关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值。

由于干旱，一艘二战德国军舰的残骸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多瑙河上的杰尔达普二号大坝前浮出水面。

核电站面临水量和水温两项限制。水位过低时，电站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冷却水；河水过热时，排放冷却水又会进一步推高水温，威胁水生生态，因此电站必须降低功率或停运。

此外，跨境河流还受到国家间协议约束。斯保茨以法国绍兹核电站为例，其位于默兹河沿岸，当河流低于特定水位时，电站需要停运，以免继续取水影响比利时一侧的航运。

多瑙河流域的情况则更加紧张。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一期承担全国40%以上的电力供应。极端低水位期间，河水一度接近冷却水取水泵正常运行的最低标准，迫使电站降低功率。匈牙利方面曾表示，核电站距离完全关闭“仅差几毫米”。

绿色和平中东欧区域天然气项目负责人埃斯特·马加什（Eszter Mátyás）向澎湃新闻表示，为维持电网运行，匈牙利数百家大型工业企业在傍晚用电高峰期自愿降低能耗，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也被呼吁节电。

在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一号机组一度停运，二号机组也逼近强制停机标准。为确保反应堆获得冷却水，罗马尼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方人员对多瑙河河床岩石实施可控水下爆破，同时沉放装满石块的驳船，将更多河水引向核电站取水口。

这场“炸河保电”行动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具象征性的画面之一：为了维持依赖河水的低碳能源设施，一个国家不得不进一步改造已经承受巨大生态压力的河流。

水资源短缺同样波及燃煤电厂。塞尔维亚科斯托拉茨等电厂既面临冷却水不足，也因河流失去适航能力而难以通过驳船获得煤炭。位于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铁门水电站也受到影响；在斯洛伐克，该国最大水电站的八台涡轮机一度有七台停运。

在马加什看来，这场危机打破了核电和火电能够提供不受天气影响的稳定“基荷电力”这一传统认知。热力发电设施既需要充足的水，也需要温度足够低的水。在严重热浪期间，水位下降和水温升高往往同时发生，而空调用电又推高了电力需求。

太阳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意外的“救援者”角色。匈牙利气温超过40℃、午间空调用电激增时，光伏设施提供了大量电力；在罗马尼亚，太阳能部分时段可满足多达70%的午间电力需求。

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中心，人们走在多瑙河玛格丽特桥下的沙洲上。流经欧洲10个国家的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前所未有的低位。

但马加什强调，仅靠太阳能仍不足以支撑整个系统。匈牙利储能能力不足，陆上风电发展又长期受限。日落后光伏出力迅速下降，而受旱情影响的核电和水电难以填补缺口，傍晚至夜间成为风险最高的时段。相比之下，近年来大力发展电池储能的保加利亚，展现了将白天太阳能转移至夜间使用的潜力。

这场旱情提出了一个比“核能还是可再生能源”更复杂的问题：当极端气候逐渐常态化，任何过度集中或依赖单一资源、单一设施的能源系统，都可能暴露出新的脆弱性。

面对危机，目前欧洲政府和能源企业的应对措施仍较有限，主要包括核电站降功率或停运、临时放宽冷却水排放标准、鼓励企业和居民节电，以及通过工程手段改变河道。但斯保茨和马加什警告，这些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还可能推高水温、破坏河床及鱼类洄游通道，无法解决能源设施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两人认为，欧洲应降低对集中式、水资源密集型发电设施的依赖，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和大规模储能，并完善电网、需求响应和跨境互联。否则，继续在日益升温的河流沿岸扩建核电等热力发电项目，可能加剧长期的气候与财务风险。

气候变化减少补给，河流工程加速水量流失

格鲁伯认为，欧洲干旱加剧的根本原因是气候变化。多瑙河和莱茵河高度依赖阿尔卑斯山区的冰川和积雪。过去，这些天然储水系统会在不同季节缓慢释放融水，为河流提供稳定补给。

如今，冬季升温使降雪减少、积雪提前融化，冰川也持续消退。春季异常温暖时，原本应留到夏季的积雪会提前数月融化，导致河流在天气最热、用水需求最高时失去补给。

过去，多瑙河流域通常在8月迎来一次夏季涨水，因为阿尔卑斯山高海拔积雪会在这一时期融化。如今，融雪往往提前到6月。水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而是在真正需要之前就已经流走。

与此同时，人类对河流的长期改造也进一步放大了干旱风险。

格鲁伯表示，自然河流不仅包括主河道，还包括洪泛区、湿地、支流和侧汊。这些区域能在洪水期间吸收水量，在干旱时保持土壤湿度、补给地下水，还能过滤污染物、降低周边温度。

然而，随着农业、工业和居民区不断占用沿河土地，人们用堤坝隔离洪泛区，并将弯曲河道裁直。河流失去横向扩展和储水空间，降雨与融雪只能沿狭窄的主河道迅速流向下游。工程看似控制了河流，却也削弱了流域留住水的能力。

为维持航运，部分地区还在继续挖深航道。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暂时保证船只通行，却可能导致河床进一步下切，削弱河流与洪泛区、地下水之间的联系。

英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干燥天气，伦敦布莱克希思诸圣教堂周围可见枯萎的植被。

格鲁伯认为，欧洲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也包括河流和土地治理方式。各国应恢复更多自然河段，重建支流和侧汊，让河道重新变宽、恢复弯曲形态，并把部分洪泛区还给河流。土地规划也需相应调整，允许部分农田在洪水期间承担蓄水功能，同时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补偿。

这一思路与过去“把水挡在土地之外”的治理逻辑截然不同。面对洪水和干旱交替出现的新气候，人们需要让水重新进入土地，在景观中停留并补充地下水。

格鲁伯仍记得小时候游向多瑙河小岛的情景。那时，河水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种从未被怀疑的存在。如今，人们踩着裸露的河床便能走到岛上，沉船、码头与石块在烈日下显形；受困的鱼被一条条转移，货船、水电站和核电站则一同等待河水归来。

当“百年一遇”一再重演，“历史最低”不断被刷新，人们便很难再将每一次极端天气视为偶然。退去的多瑙河像一封摊开在欧洲大地上的警告。阳光照亮的不只是沉船与干裂的河床，也照见了现代社会长久以来对河流的索取与依赖。

人们要做的，已经不能只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