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在剧烈震颤中沦为废墟。震后第二天，江苏省迅速组建医疗队奔赴灾区。974名医务人员中，有刚下夜班的护士、年近四十的骨科医生、尚未毕业的医学生。他们面对的是余震、暴雨、遍地伤员和三日内便告罄的药品。

五十年后，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年过古稀乃至耄耋。在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之际，在多名当年江苏省医疗队的队员讲述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救援往事，以及五十年未曾褪色的记忆与回响，重新浮出水面。

来不及告别

7月28日地震，29日清晨，江苏省各大医院的医疗队便开始集结。

江苏省人民医院护士董中春那天下夜班刚回宿舍，“接到外科党总支书记的通知，要我立即参加院组织的抗震救灾医疗队，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绝对服从命令”。她来不及通知家人，“抓了点空针、胶布、输液皮条，药房准备了几箱常用药，到集体宿舍拿了几件换洗衣服”，便登上了开往唐山的专列。

创伤骨科医生陶松年同样在29日接到通知，38岁的他“毫无顾虑，一心一意想去前线抢救伤员”。省中医院心内科医生汤粉英，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年级、一个读小学二年级，依然报了名：“想着地震里肯定有不少人受伤。”

省肿瘤医院的李治萍记得清楚：“7月28日那天一大早，我们在门口做操，冯正乾院长把我们召集起来，说唐山地震了，现在要组织大的医疗队，年轻党员要报名。”

李治萍（江苏省肿瘤医院，前线医疗队队员）

随队出发的还有江苏省中医院的代培学员郑祖刚、尚未毕业的学生陆力生和劳幼华、炊事班专业厨师曹金根……一支约五十人的队伍，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不过半天时间。

火车是装货的专列，没有座位，“铺了几张草席，席地而坐”。到达天津杨村站时，通往唐山的铁路已被破坏，医疗队转乘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军用卡车前往灾区。“通往唐山断裂的公路上，上千辆部队军用卡车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形成一条长龙”。陈少萍记得，“路上全是裂缝，弯弯曲曲的，驾驶员开过去不容易，而且是晚上，蛮危险的”。

陈少萍（江苏省肿瘤医院，前线医疗队队员）

省中医院的队伍是8月1日凌晨一两点抵达的。郑祖刚说：“到了以后，立马有当地的组织接待，给我们在马路边上开了一片临时收治的地方……不到半个小时满满的，没有办法再接收。

江苏省省人民医院医疗队1976年8月在玉田县窝洛沽公社

医疗队驻扎在田野里，帐篷搭在空地上，“麦秆和草当地铺”。陆力生描述：“北方的房子一般是平顶、结构厚重，一旦地震压下来，重得不得了。我们看到的房子，大部分已经歪歪扭扭……”郑祖刚和队友们住在帐篷里，不怕地震，怕的是河水漫上来——驻地旁一条河水位不断上涨，一旦溃堤，整个营地都会被淹。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与收治的唐山伤员出院前合影（后排右一：赵辨 右三：戴传孝 右五：陶松年 右二：陈广明前排：骨科护士与副院长戴秀夫）

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省肿瘤医院的队员们每人只带了两件短袖工作服，北方夜间的寒冷全靠后来空投的军大衣抵御，“冷得不行了，蚊帐也不用了，全盖在身上”。吃饭是另一场战斗，主食是小米，炊事员在地上挖坑架锅。王瑞云回忆：“开饭时，锅盖上面总会趴着一层黑黝黝的大头苍蝇，我们只能无奈地用手赶走苍蝇后继续吃饭。”医疗队中70%的人因此患上细菌性痢疾。洗澡更是奢望，汤粉英说：“没有水，洗手的水都没有。”几十天不洗澡是常态。即便如此，没有人退缩。

三天断药，千人转运

医疗队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药品断供。董中春回忆：“救治工作进行了两天，我们带去的药品和医材就用完了，之后全靠飞机空投和部队运送大批医疗救灾物资。”郑祖刚说得更直接：“最多3天，我们所携带的医疗用品全部用完，什么东西都没有。两天多全部花光了，连个红药水都没有。”

汤粉英（江苏省中医院，前线心内科医生）

缺夹板，就用树枝给骨折病人做固定；缺消毒液，江苏省中医院医疗队发挥中医特色，把黄连、黄芩、黄柏煎成“三黄汤”作为伤口消毒液。劳幼华回忆：“队长命令我们将带来的黄连、黄芩、黄柏等中药材煎成'三黄汤'，作为伤口的消毒液。”陆力生和队友们采马齿苋、蒲公英，“熬点水洗洗，只能就地取材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与唐山伤员合影（右起：李洪林、韩吉光、马李凡、么民再、张有仪）

陆力生至今忘不了两个场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两条腿全部断掉了，皮肉还连在上面，血肉模糊……躺在公社卫生院，断掉的两下肢就用砖头在旁边固定固定，躺在那里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像猫叫一样”。还有成年男子的伤口“大面积溃烂，里头有白白的蛆在爬”。董中春和外科医生们天天给“伤口化脓、生蛆的病人换药”。

陆力生（江苏省中医院，前线学生队员，儿科退休主任医师）

重伤员集中转运是救援的关键节点。董中春和俞学明医生在夜晚护送几十名伤员到临时火车站，“路被地震破坏，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摇摆摆，寒冷的夜晚，我们冒着随时翻车的危险护送着伤病员”。到了火车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把骨折的病人一个个背着送到火车上”。劳幼华也参与转运，“为需要转移的病人在手臂上系上标志，上面登记患者姓名、伤情、来自哪个医疗分队、护送人等”。

陈少萍和队友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让家庭成员不分离。“这家里面3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没有受伤，就让他们跟着这个受伤的一起走，不然的话就分开了，以后再也找不着了。爸爸、妈妈都死了……当地政府听了我们建议，同意只要他们是一家，哪怕三个两个都一起运走。”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历时23天，“现场抢救并转送重伤员907人，诊治伤病员4740人”。江苏省中医院收治唐山伤员，“经过精心的医疗和护理，除一例死亡外，均得到了治愈或好转”。

郑祖刚（江苏省中医院，前线代培学员，体检中心退休主任）

重伤员转移后，医疗队转入防疫。郑祖刚说：“大灾后必有大疫……没有药治疗，我们就发扬中医的特色，一根针一把草。”他们在老师指导下采草药，“弄了个大锅和土灶……到处挖野菜、洗干净，然后用大锅煮好，一家一家送”。郑祖刚说，通过预防控制了一些疫情的发生，“这是最幸运的事”。

五十年后，记忆从未褪色

五十年过去，当年的年轻医护已两鬓斑白，但唐山的记忆从未褪色。

陶松年说：“灾区的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汤粉英说了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我去了以后，就什么都想通了，活着就是好的。”

撤离那天，玉田的乡亲们在操场上支起大锅，为医疗队包饺子送行。劳幼华写道：“有的百姓握着我们的手放声大哭，这也是大地震后他们第一次这样感情宣泄。”当地领导给每人送了一枚刻着“人定胜天”的胸章。

1976.7.28 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纪念章

回程后没有盛大的表彰。陈少萍说：“轰轰烈烈地走，静悄悄地回来了，让我们自己背着东西回家。”

但那段经历成为许多人此后人生的底色。奚肇庆在甲流、禽流感、新冠疫情中担任医疗组长；董中春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即将奔赴灾区的年轻队员演示伤员搬运和包扎技能。劳幼华后来参加了抗洪救灾和抗击非典，他说：“当年的唐山抗震医疗经历对我是一次人生锻炼，使我在以后的抗洪救灾和‘抗非’战斗中，都能从容面对。”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队与唐山伤员合影（右起：李洪林、韩吉光、马李凡、么民再、张有仪）

五十年过去，唐山早已重建，当年的医疗队员也大多退休。但每到7月28日，那些在废墟上奔走的白色身影、那些用门板搭起的手术台、那些插在田埂上的输液架，依然提醒着我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是无数个体的挺身而出，筑起了生命的防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八个字，是1976年夏天最真实的注脚，也是五十年来从未消散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