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对簿公堂的运费纠纷，最终扭转为两地企业深度合作的起点。近日，福州与成都的两家曾因千万元运费陷入僵局的企业，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双方不仅积怨化解握手言和，还扩大加深了业务合作，关系发生戏剧性的暖化，成为两地经济交流的一段佳话。

而这场“破冰”，离不开福州晋安区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展现的专业智慧与司法温度。

迷雾：

是蓄意诈骗还是经营纠纷

2022年2月24日，晋安区检察院刚受理一起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双方当事企业的代表就找上了门。

本地企业代表情绪激动地表示：“他们几家公司相互串通，利用时间差骗走了我们1200万元运费！”外地企业代表则十分无奈，向检察官解释道：“我们只是经营暂时遇到困难，这完全属于经济纠纷，并非诈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随着检察官的介入，案情逐渐明朗起来。2019年9月，福州一家物流企业（以下简称“福州企业”）为拓展四川地区的货运市场，与成都某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成都企业”）及其控股的A、B两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签订了一份总额3900余万元的联运项目合同。

根据约定，成都企业为该笔交易提供担保；福州企业首先与A公司签订货运合同，但由于自身仅具备公路运输能力，随即将相关业务转包给拥有多式联运能力的B公司具体承运。

一个关键的“付款时间差”埋下了隐患：福州企业须在30天内向承运方B公司付款，却要等待90天才能从委托方A公司收款。2020年，因部分运输未完成但款项已支付，巨大的资金缺口和债务链断裂，使得矛盾彻底爆发。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这笔钱已经被B公司拆借给了控股方成都企业。至此，成都企业及其控股公司“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已经成立，以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提请逮捕。

这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除了客观行为，更要看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也是拨开刑民交叉迷雾的关键。”承办检察官说。

破局：

精准审查与存疑不捕

提请批捕的案件审查期限只有7天，时间紧任务重。检察官一边跑到福州企业，跟着工作人员摸透业务流程、核对交易记录；一边引导公安机关调取成都企业及其控股的A、B公司的资金流水和货运情况。

调查发现，B公司原本已经和第三方签订了剩余货运合同，因为当时疫情封控，使得运输没法完成；成都企业借走的1200万元，全用在了数千名工人工资发放和维持生产上，并未挪用；且福州、成都双方企业之前已经两次协商过欠款问题，只是没谈拢。

这些证据摆在一起，结论很明显：涉案企业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2022年3月，考虑到还有部分关联企业情况没查清，晋安区检察院依法作出存疑不捕的决定。

但“不捕”不等于结案，福州企业讨要的1200万元欠款怎么办？检察官主动将工作向后延伸，化身“调解员”，多次组织双方以及办案民警坦诚对话。

调解桌上，检察官不偏袒本地企业、一味催款施压，也没有忽略外地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对成都企业坦诚相告：“不管案子最后怎么定性，欠的钱终究要还，经营好转不是拖延的理由。”同时又对福州企业表示：“眼下让对方一次拿出1200万元确实困难，如果硬来，导致企业倒闭，这笔钱更难要回。不如双方各让一步，争取找个出路。”经过几轮谈判，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并达成协议：由成都企业分期还款，并加付利息。

2023年2月，随着最后一笔款项结清，福州企业不仅拿回了全部本金，利息也一并收齐，这起纠纷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双赢：

卸下“包袱”，共拓合作新程

纠纷化解，福州企业拿回了欠款，但成都企业负责人周某海的“犯罪嫌疑人”身份还没解除，案件一直“挂”着。“企业负责人背着这个身份，谈合作、贷资金、办资质，都会受到影响。”承办检察官说，这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存疑不捕后，晋安检察院持续跟踪监督，引导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补证，待证据补充完整后，还安排了两名检察官从证据情况、法律适用、罪与非罪等方面逐条审查，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这起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据介绍，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解除强制措施后12个月内仍然不能移送审查起诉的，应当及时撤销案件。2024年6月11日，晋安区检察院依法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侦查活动监督通知书》。此后，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这纸决定，让涉案企业负责人摘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帽子，彻底为成都企业卸下了背负已久的“司法包袱”。

如今，案件成功办结后的正面影响不断显现，福州企业没有因为这单业务的影响而中断合作，反而打开了四川货运市场。成都企业则轻装上阵，将更多精力投入研发，成功跻身全球玻璃纤维制造商前列，并加大了在福建的投资力度。一场曾经严重影响两家企业的危机，在法治的理性与温度的护航下，化为携手共赢的新起点。（记者 杨玉娟 通讯员 张久动 郑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