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进入尾声时，欧洲几乎成了一片废墟，而苏联在战争中也遭受了严重打击。此时，美国显而易见地成为了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 罗斯福总统设想，战后各同盟国仍有合作的可能性，他希望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同时美、苏、英、中四大国能够合作共赢的新秩序。具体的蓝图，则主要围绕即将成立的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来展开。 这些想法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就已经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过初步磋商，据说他与斯大林交谈得非常愉快。然而，历史没有假设。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出血突然去世，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所有规划也随之中断。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时形成的联盟迅速走向混乱。

杜鲁门于1884年5月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中学毕业后便辍学打工，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极少数未上过大学的人。年轻的杜鲁门可谓励志典型，凭借自我奋斗逐步走上人生高峰，还曾在一战战场上拼过命，官至连长。 1922年，38岁的杜鲁门开始从政，从一个县法官做起，历经十二年，于1934年当选为民主党籍的密苏里州参议员。参议员在美国政坛地位颇高，每个州仅有两名，与州长共同形成该州政坛的三驾马车。 1944年，杜鲁门成为罗斯福第四个任期的副总统候选人，并于1945年1月成功当选。此时，罗斯福已经连任12年总统，权势无人能及，使得初入白宫的杜鲁门完全笼罩在总统光环之下，几乎没有表现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杜鲁门本人几乎没有国际政治与外交经验。 他参议员时期唯一一次重大外交评论是在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当时杜鲁门公开宣称，如果德国获胜，美国应帮助苏联；若苏联获胜，则应帮助德国，总之让双方互相残杀，杀得越多越好。这番言论引发自由主义者质疑他有支持纳粹的倾向，杜鲁门不得不迅速收回言论。从此之后，他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上愈发谨言慎行。

杜鲁门作为副总统，可称历史上最超值的副总统。原本只是一个花瓶的他，上任仅三个月便正式接任总统，几乎是借用罗斯福多年来积累的声望为自己选了总统。上任初期，性格倔强的杜鲁门就表现出强硬态度；他首次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时明确表示：我不怕俄国人，将采取坚定而公正的态度，他们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们更多。 1945年秋天，杜鲁门会见法国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时，更直接表示：苏联红军没什么可怕，任何国家敢侵略，美国将使用原子弹阻止。此时，原子弹成为杜鲁门自信的底气来源。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曾向斯大林炫耀美国制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新型炸弹。实际上，原子武器是四十年代各主要大国的重点军备项目，斯大林早在1941年就通过情报机构获知了曼哈顿计划部分内容，而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对该绝密计划一无所知，甚至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罗斯福都未向他披露，直到罗斯福去世，军方才将原子弹进展告知新总统。 回顾历史，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是杜鲁门沿着罗斯福预设轨道推进的最后一次尝试。二战末期国际形势变化迅速，杜鲁门及其幕僚认为罗斯福的战后安排设想并不现实——美国无法仅凭政治让步或经济援助使苏联进入美方战略轨道。于是，杜鲁门开始将外交战略转向遏制苏联扩张。

可能感到个人能力与威望有限，他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由白宫主导大政方针、国务卿辅助的模式，开始提拔新晋外交官，如马歇尔。在美方咄咄逼人的同时，斯大林曾多次尝试缓和对美关系。1945年4月13日（罗斯福逝世次日），斯大林主动致电杜鲁门，希望美苏合作政策得以延续。6月11日，他再次致电，重申双方友好联系应继续发展。 斯大林的初衷很容易理解：二战让苏联损失约2700万人口和四分之一社会财富，急需休养生息。从莫斯科角度看，美苏既不接壤，也无重大领土经济纠纷，仅是如何分战利品的小矛盾。因此，苏联对《雅尔塔协议》等条约遵守得相当克制。杜鲁门的一纸电报就能让苏联红军停止南下朝鲜，也体现了斯大林的小心谨慎。 然而苏联的低姿态并未换来杜鲁门的积极回应。他很快意识到，美国追求战后霸权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发生冲突。双方原本希望抛开制度差异和平共处的设想，被现实证明是一厢情愿。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初，美苏在德国处理、占领日本（美国独占日本）、伊朗、希腊、土耳其等问题上产生激烈分歧。杜鲁门再也按捺不住，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苏联。 最终为美国冷战战略定调的，竟是一位名叫乔治·凯南的小人物。

与传统印象不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也会退让。二战结束后，美国为深入了解苏联外交政策，派学者乔治·凯南到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参赞。凯南没有外交经验，也未受过战略规划训练，是一名政治素人，但精通苏俄历史。 最初，凯南在大使馆几乎没有实权，仅担任咨询角色。1946年2月，驻苏大使哈里曼回国述职，凯南以临时代办身份行使大使职权。恰逢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讲话，称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混乱。虽然这是苏联宣传体系里的套话，但凯南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向华盛顿提供苏联政策分析的机会。 凯南亲自撰写了一封长达5500多英文单词（约8000汉字）的电报，史称凯南长电。电报分析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战略意图与政策做法，并提出美国应采取长期坚定的遏制策略，而非急功近利的小动作。 凯南长电在美国决策圈产生巨大影响。国务卿伯恩斯称其十分精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是其他部门寻求而未找到的思想。在福莱斯特尔建议下，长电几乎人人手持，成为美国政策决策的经典参考。

简而言之，美国强硬派需要理论基础来支持对苏政策，而凯南提供了完美的分析。长电不仅改变了凯南的仕途，他后来被调入国务院担任政策委员会主任，成为马歇尔的左右手，深度参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战略设计。 同一时期，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和平砥柱演讲。丘详述苏联罪行，呼吁美国对苏采取强硬立场，并形象比喻：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 铁幕演说实际上替杜鲁门表达了其想说但不便直接发声的立场。杜鲁门在台下多次鼓掌喝彩。演讲一周后，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反驳，称丘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双方舆论战迅速升级。几周后，斯大林正式拒绝美国10亿美元贷款，并不参加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以经济利益要求苏联退出东欧的幻想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