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明 孙辰龙

中国与琉球的交往源远流长。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遣杨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入朝进贡，中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此后二百五十余年间，明朝共遣册封使15次，使节27人。一位名叫杜三策的山东人，也因曾出任琉球王册封使必定为后人所牢记。

杜三策(1591年-1640年)，字毅斋，号槎仙，东平县大羊乡三旺村人(一说丁坞村人。三旺、丁坞两村南北相望，间距不远，皆有杜氏后裔繁衍生息)。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大理寺卿、天津巡抚等职，性格狷介，为政清廉，疾恶如仇，不畏权贵，忠于职守，关爱百姓。他虽然没有旷世业绩，却以出使琉球国、册封琉球王的经历留名后世，又以刚直忠勇的从政风格备受后人推崇。

琉球请封

一段跨越海洋的忠诚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国和琉球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后，琉球新王继位必遣使请封，以获得明朝认可，确立其统治合法性。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掳尚宁王至日本，迫其称臣。琉球由此进入同时向明朝与萨摩藩称臣的“两属”时期。即便如此，琉球仍坚持奉明朝为宗主国。泰昌元年（1620年）尚丰继位后，多次遣使请封。

然而明末内忧外患交织，流民起义此起彼伏，后金势力不断南下，国库空虚至无力建造册封舟船。《明史》载，天启三年至六年间，尚丰屡次请封未果，“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

直至崇祯即位，重视传统宗藩关系，力排众议决定遣使。经慎重遴选，杜三策被任命为正使，杨抡为副使，开启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册封之旅。

封舟渡海

生死之间的使命

杜三策接受使命后，于崇祯二年（1629年）抵达福州，开始筹备出使事宜。册封琉球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建造封舟。按照惯例，册封使船必须规模宏大、装饰华丽，以彰显天朝威仪。然而，当时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建造如此庞大的船只实属不易。

以往的封舟一般长约十五丈，宽约二丈二尺至二丈六尺，深约一丈三尺至一丈四尺，多为三桅，可载三百至五百人。杜三策这次督造的封舟规模空前：“长二十丈，宽六丈，入水深五丈，五桅，约七百人有奇。”这样巨大的木帆船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建造如此庞大的封舟，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还需要大量优质木材和熟练工匠。福州当地的官员百姓都被动员起来，采办木料、招募工匠、筹备物资，整个工程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崇祯六年（1633年）春，这艘巨大的封舟才终于建成。

是年六月，杜三策率领五百余人的使团在福州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后，正式扬帆启航。船队由闽江口的五虎门驶出，进入茫茫大海。初时风平浪静，“日丽风和，海波如镜”，使团成员们还在船上商议册封礼仪，神态自若。然而好景不长，当封舟驶入外洋后，情况骤变。

杜三策在后来呈给皇帝的奏章中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惊险情景：“未几，人报船入外洋，顿觉船乍涌而若浮，忽抑而若沈，左一倾，右一侧。尔时目眩头晕，若天旋地转之状，坐立不住，扶掖归床，真不但提心在口，而飞脑于千尺之蓬也。饭食尽吐，意极难堪。不独臣等为然，举船之人无不恶心呕吐者。”

最令人惊恐的是，航行至第七日，封舟突然“进寸退尺，迟迥半日不敢前”。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异常现象往往被归因于超自然力量。船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可能是“龙神朝诏”，即海中的龙神前来朝拜皇帝诏书。按照航海传统，杜三策下令取长柄大牌，朱书“诏敕在船、龙神免朝”八个大字，同时又让随行道士设牲醴祭祀。果然，祭祀之后，封舟恢复了正常航行。

经过九天的艰苦航行，封舟终于抵达那霸港。琉球官员早已等候多时，他们设龙亭捧诏旨，隆重迎接明朝使团。杜三策等人入住天使馆后，先择日行祭王礼，悼念已故的尚宁王，然后再择吉日行封王礼。

册封当日的情景颇具戏剧性。清晨时分，“浓云四布”，当使团行近王城时，更是“大雨如注”。然而，就在宣读诏书的那一刹那，“天忽开霁，雨遂止”。等到册封礼仪全部完成，大雨又倾盆而下。这种巧合被琉球人视为天意，认为明朝的册封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杜三策代表明朝皇帝正式册封尚丰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予冠服、金银、绸缎等礼物。至此，继位已达十四年之久的尚丰王，终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

归途惊魂

绝处逢生

完成册封使命后，杜三策一行于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自那霸返航。离港前，琉球官员馈赠重礼，杜三策恪守“却金”之节，仅收土仪为念。

返航之路险象环生。七月初一登船后因风阻延至初三方入外洋。初六日飓风骤起，“浪如连山，阴云黯惨”，航向尽失。更遇“无数大鱼，夹舟而行”，众皆惶惧。杜三策遂率众祈于妈祖神前，其辞恳切：“若使臣有过，当罪及使臣，岂可累及多命。”

祷毕，忽有异鸟自神龛飞出，“集于桅顶，向西北飞去，风浪渐平”。然至八月十一日，飓风复至尤烈，“缆绳连断五次”，船员郭芳坠海身亡，何镇重伤，舟舵尽失。杜三策述其险状：“一船之人，魂惊魄战……甚有用锥刺指写血书丐命于海神者。”

虽危在旦夕，杜三策犹念“奉君命而出，不得奉君命而入，非臣谊也”。询于老船员，对曰：“惟有随水漂流耳。”至八月十三夜，封舟竟逆风而行，翌日忽见福建小皇山，满船欢腾，“举手加额，欢声如雷”。

钓鱼岛归属

铁证如山

杜三策的琉球之行，除了完成册封使命外，还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钓鱼岛归属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一证据主要体现在使团成员的详细记录中，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随行使者胡靖在《琉球记》（全称《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中明确记载：“以六月四日从广石解缆……由五虎门出大海……，过钓鱼屿(今钓鱼岛)……八日薄暮过姑米山(今冲绳久米岛)……深夜，镇守姑米山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火闻之马齿山，马齿山闻之中山。”

这段关键记载显示：明朝册封使船从福建出发后，先经过钓鱼岛，然后才抵达姑米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姑米山设有琉球国的边防哨所，官兵通过举火传讯系统向琉球本土传递消息。这一细节充分证明，在明代中琉双方的认知中，姑米山是两国疆域的分界点，而位于姑米山之前的钓鱼岛，明确属于明朝疆域范围，不在琉球管辖之内。

胡靖的记载与杜三策奏章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虽然两处文献在起航时间上略有差异，但这正体现了史料来源的多元性。从史料价值来看，杜三策呈送皇帝的奏章具有更高权威性。在明代，臣子奏章如有不实将承担“欺君之罪”的风险，其内容必然经过严格核实。

清代文献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乾隆年间翰林院侍讲周煌编纂的《琉球国志略》，在卷六《使馆》中记载：“崇祯元年，封尚丰，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山东东平州人)、行人司司正杨抡(云南籍，上元人)”。虽然该书在出使时间上与《明史》的崇祯二年记载存在差异，但《明史》作为官修正史，编纂时参考了大量原始档案，其权威性更高。从历史逻辑看，崇祯元年琉球遣使请封，明朝经过筹备于次年派出使团，这一时间序列更为合理。

此外，明代的多部使琉球录，如陈侃的《使琉球录》、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等，均有类似记载，均将钓鱼岛列为中国前往琉球必经之地，且明确其在中国疆域之内。这些官方文献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充分证明，最迟从明朝开始，钓鱼岛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主权。杜三策的琉球之行，不仅是一次外交使命，更是中国在东海疆域行使管辖权的历史见证。这些记载至今仍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却金守节

一代贤臣的风骨

杜三策一生以“却金守节”著称，其清廉刚直之风贯穿始终。出使琉球时，他婉拒重金馈赠，只收土仪，被赞“得使臣体”。这一品格源于其早年在朝中的坚持——天启年间，他屡次上疏直斥魏忠贤专权，言辞激烈，终遭削职，险遇不测。

崇祯即位后，杜三策重获起用，历任要职。在天津巡抚任上，他既重城防，又赈难民，“所全活甚众”，而自己离任时却“行李萧然，惟图书盈箧”。晚年致仕，他婉拒皇帝所赐金银，崇祯特敕建“却金府”彰其清节。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杜三策安然离世，葬于东平三旺村北。其墓虽已被毁，但清《东平州志》所载墓址仍为后人凭吊之所，标志着这位不畏权贵、终身守节的贤臣最终归宿。

中国和琉球五百年友好往来，明清共遣使24次，杜三策出使时琉球虽遭日本胁迫仍心向中华。1879年被吞并后，琉球人民始终认同中华文化。杜三策的航程不仅是外交壮举，其文献更为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铁证，成为中琉友谊与领土传承的永恒见证。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