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凯兰

不止一起新闻报道，当没有血亲继承遗产的情况下，孤寡老人去世后的存款和房产等，将由民政部门接收管理，出了五服的旁系亲戚能按照抚养程度分得部分遗产，但遗产的大头将收归国有。

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上海独居老人葛先生三年前猝死家中，没有留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由于葛先生的妻女、父母、兄弟姐妹等均先他离世，他没有法定继承人，法院指定葛先生所在地民政部门为其遗产管理人。

一波三折的事发生了，就在葛先生去世不久，其堂弟要求分得他全部遗产，理由是堂弟夫妇俩每周探望他一次，在他癫痫发作时还带去就诊。法院最后判决堂弟获得葛先生130万元存款与保险金，但葛先生名下房产归国家所有；接下来，葛先生又被发现还有300万元存款，堂弟再次主张获得这300万元遗产，被法院拒绝。

法院的理由是，堂弟的抚养、付出，与130万继承是相匹配的，但还达不到300万元的程度，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法律原则。

不管是成功拿到130万元，还是最终没拿到另外的300万元，法院对堂弟的判决都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没有问题。

但类似个案仍让许多人心意难平，大家主要是认为，这个结果未必是老人愿意见到的。对一般人来说，比起直接收归国有，他们更愿意将遗产赠予曾经帮助、照顾自己的人，或将钱财捐给有需要的人，让它发挥更大价值。说不定葛老生前也有自己的盘算，但因为走得太突然，不幸错过了对遗产的自主安排。

不管是堂弟出头争遗产，还是法院裁定分配方案，这些都是葛先生的身后事，而由这些身后事产生的不忿、争论，又无可避免地指向对生前事的思考。死者未尽事宜，引发遗产继承问题，等于是给生者考虑诸多最后的事务提供了经验教训。

比如一个人意识到会孤老至死，那可能会早早写好遗嘱，交代将来的身后事，当然也包括遗产的分配。还比如没有血亲或不准备将遗产留给血亲的，而身边又有愿意养老送终的人，可以拟好遗赠抚养协议，免得遗产所托非人。

这些做法都是有遗嘱观念的人会做的，但像葛老先生这样的，身患癫痫，可能还来不及或无力留下遗嘱，这种情况下，尽管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能有个兜底，但民政部门在接收孤寡老人遗产前，可不可以多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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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的遗产管理人，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协助客户制定遗嘱、解决遗产纠纷、规划财富传承、整理财务文件、处理债务和税务事务，并协调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以上服务收费不菲，政府部门可以提供公益服务，譬如建立某种针对孤寡长者的遗嘱提醒或拟定机制，明确居委会和社区有这个义务，让这些将来很可能由政府接收遗产的老人，有一个自主表达遗产去向的机会。如果他们说遗产归国家，那民政在他们去世后依法拿走房产存款之类，想必旁人也没什么意见。

既然用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驳回葛先生堂弟对300万遗产的诉求，那为何不用同样的原则去要求将来拿走遗产的部门呢？现在这种情况下，民政部门等于没有尽到义务，却有权获得相当规模的遗产份额，哪怕这合法却难说合理与公平。

民法典有民法典的规定，可琢磨现实案例背后，却也有一些可能未被充分暴露、充分理解的道理。

归结到一点，既然情理和法理上，拿到遗产的前提必须要付出，并用这个原则来丈量个人继承的可能性，那为什么就不能同样丈量部门“空手拿遗产”的做法呢？难道仅仅因为势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