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级”“跳级”的悄然回归》

曾经消失20年的“留级”和“跳级”似乎又悄悄回来了。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多种因素的推动。在教育理念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成为关键。有些学生可能在某些学科或整体学习进度上落后，“留级”能给予他们更多巩固知识的时间，避免知识漏洞的扩大。而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则提供了快速发展的通道，能让他们在更适合自己节奏的环境中学习。这一回归也反映出教育在寻求一种平衡，既注重整体教育的公平性与规范性，又兼顾个体独特的发展需求。

已经在义务教育阶段消失近20年的留级制度或将被重新启用。新学期到来之前，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其中第14条规定“适度放开特殊教育学生学籍变动权限”，情况特殊的可以允许其降级就读。

“留级生”身份的重新出现，将给这部分学生以及学校管理带来哪些影响？既然有留级，那是否还会进一步开放学生跳级呢？

留级制度在我国曾长期存在，是中小学管理学生学业、促进学生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的留级制度也是一直备受质疑的，因为它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上海一位小学校长向记者分析说，留级生挤占了义务教育资源，在上个世纪，各地都存在小学入学难的问题，有的学生留一级不行，还要连续留几级，这就占用了其他适龄学生的就学名额。还有，留级生普遍被视为“差生”，很容易在校园里甚至在社区里被贴上歧视性标签，身处“有色眼镜”包围之中，从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所以，我国在2006年修订《义务教育法》时取消了因成绩差而强制留级的制度，即便有家长主动提出让孩子留级，教育部门也原则上不予鼓励，除非因病休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一刀切”地不留级，往往会让部分学业确实跟不上的学生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新修订学籍管理办法有突破

此次新修订的学籍管理办法有了突破，针对特殊教育学生开了个口子，可以允许其降级就读，这被视为一种变相的留级机制，也被业内称为留级制度的隐形回归。而“特殊教育学生”的范围，其实不应只限于智障学生，也可以包括成绩始终不能及格的“学困生”。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浦东临港小学校长王先云对记者说，允许留级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学业困难、长期缺课或身心发展滞后的特殊学生，降一级学习是为他们提供教育补救的机会；用好留级政策也是为部分学生开辟了一条学业缓冲带，有利于减少教育失衡。

王校长提出，对于留级的标准必须从严把握，比如规定小学只有语文、数学等考试科目成绩未达升级标准且补考仍不合格的才纳入留级考察名单，同时要进一步界定学生的非学业因素，智障等特殊学生还需提供专业医疗机构的证明。此外，对于留级的申请、审核也必须有一整套的规范性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应当规定每学段（小学和初中）仅允许一次留级，避免政策被滥用。学校还应当完善配套支持措施，为降级学生制定个别化的学习计划，并帮助做好课后补习和心理疏导。

“跳级”审核获技术支撑

有留级的就该有跳级的，这被世界教育公认为一种常态。据记者了解，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跳级机制长期处于政策模糊地带。根据之前实施多年的学籍管理办法，跳级需满足十分严格的条件，包括家长申请、学校测评、教育部门审批等流程，且仅适用于“学习能力远超同龄人”的学生。这次新修订的学籍管理办法虽未直接涉及跳级，但其对学籍数字化管理的强化（如“学生可信教育数字身份”建设），事实上是为跳级审核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就是说，学生提出跳级的理由需依托学籍系统记录的学习进度与能力评估数据，这样就能降低或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风险。

留级与跳级制度的存续，在本质上是维护教育公平和个性化需求，但难点是要在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之间找到平衡点。王先云表示，无论是留级还是跳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要注意与相关政策的衔接，并建立争议问题的受理和处理机制。

首先，要与国家大力倡导的“双减”政策相协调，避免学校或家长通过降级与跳级的手段变相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其次，从过去的教育实践来看，要求学生留级或接受学生跳级，都很有可能引发争议，这就需要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基层学校，都建立起相应的申诉路径和裁判机制，政策要透明、程序要公正、操作要阳光，切实保障学生的申诉权利，并落实好监督、审核与备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