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会客厅｜董琨：斗室之中 泛舟辞海》

在左海会客厅，董琨的形象熠熠生辉。虽身处斗室，他却能在辞海之中尽情泛舟。董琨与辞海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里承载着他对知识的热爱与执着。他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对辞海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展开了一场无限的文化之旅。他对辞海的见解深刻独到，每一个字词的解读，每一个词条的剖析，都仿佛打开一扇通往文化宝藏的大门。他的存在就像一座灯塔，在斗室中照亮了辞海这片广阔而神秘的知识海洋，激励着更多人在文化知识的海洋中奋勇前行。

本期嘉宾

董琨 1946年生，福州鼓楼人。主要学术专长为汉语言文字、辞典编纂及研究，现从事古代汉语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是商务印书馆《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和主要修订者之一，《现代汉语大词典》主要编者之一。个人主要著作有《中国汉字源流》《商周古文字读本》（合著）《启功评述集稿》《述学集》等，并编有《启功书法别集》《启功临黄庭坚二帖》等。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词、热词层出不穷。和炫目的大千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辞典编纂者们专注的文字世界。

一本辞书，一张卡片，一支笔。30多年来，董琨身居斗室之中，却泛舟浩瀚辞海。在每一本辞书的最新修订版还没推出之前，他必须反复斟酌，穷尽可能地捕捉汉语里的微小改变，及时记录下中华文明凝结于文字中的丰硕成果。日前，记者来到董琨在北京的家，对他进行了专访。

不老的辞书

采访当日，我们人还没到，老先生家的门已提前打开。站在门口，我们正要打个招呼，屋里头就侧出了张和气的脸。

“来，快进来坐。”今年78岁的董琨向我们走来，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开口还带着亲切的福州腔。

董琨现居北京的一个小区单元楼，屋里目之所及全是书。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都是高高摞起的各类辞书和资料。更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老先生竟还备好了“见面礼”——一大桌和福州有关的书籍。这是他提前一天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大多是从潘家园淘来的书，专门供家乡来的客人参观”。

董琨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与福州有关的书籍。记者 蓝瑜萍 摄

董琨爱书是出了名的。他身后的那一墙书柜，装着他与书为伴的职业生涯——新旧版本《辞源》《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把书柜撑得满满当当。作为这些辞书的主要修订者之一，董琨大半辈子深耕其中，是中国语言学会较早的一批理事之一。

说话间，他转身从书架抽出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本已经修订到第七版了，我参与修订过三四个版本，现在语言所在准备第八版”。

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许多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受益于《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这本词典已售出超千万册，因此获得了“无声的老师”“智慧的扁舟”等美誉。

董琨始终坚信，“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权威辞书可以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提供基础性的文化支撑。因此，对于这份事业，他永葆热忱，“辞典编纂对于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知识水平意义非凡”。

但任务也比想象中更难。“辞书一定要跟上时代，要不断地修订。”现场，董琨翻出一本关于“元宇宙”的新书，读过的书页还做了笔记。

“就像‘元宇宙’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本美国畅销书中就出现了，没想到在30年后爆火。”董琨说，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是他们的职业要求。“自己都不懂，那还怎么编词典，怎么给人家学知识呢？”

长者的呵护

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董琨总能得到“贵人”相助。

不过是去北师大校医院就诊排个队的工夫，就结识了中国当代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家启功先生，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忘年交”；通过有同好的朋友引荐，和书法家郑诵先搭上话，还得了珍贵墨宝和谆谆教诲；硕士毕业论文得到学术前辈杨伯峻来信指导，尚未见过面却倾囊相授，信件内容堪称小型学术论文……

10月，董琨回榕参加《缅怀集》新书发布会。记者 林双伟 摄

后来，董琨专门出了本《缅怀集》，感念曾经交往过的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大家、文学家等，秉笔直书与他们之间的逸闻轶事。

这些老先生们眼中的小董：喜欢读书和写字，勤学好问，其人甚为笃厚，亦有大志，孺子可教。

董琨眼中的他们：德高望重，没有架子，对年轻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令人如沐春风。

当时还是“小董”的董琨，经常向郑诵先老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文革”期间，董琨被分配到广东山区县，心情压抑，诵老出于对小董的关切，很快回了信，洋洋洒洒整整两大张毛笔字。

“倘能育成杞梓，登诸明堂，何地无材，正待足下开辟阴翳，棫朴作人，为之开山立基，又何可以平远小县小镇徒自郁郁为哉？”

诵老、启功先生等人对董琨的教诲，不仅仅在文字、书法上，更多的还是从自身阅历出发，站在传统知识分子角度，亲自指点董琨读书做人。

当然，还少不了墨宝相赠。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董琨仍细心珍藏着每一幅字画、书信，先生们的教诲也言犹在耳。“这些都是‘镇宅之宝’，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董琨说。

一路走来，董琨将这份“长者的呵护”，称之为中国学术界的优秀“道统”——师道传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

从青丝到华发，现在的董琨同样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跟年轻人接触，这样才能一直保持朝气。”

执拗的智者

因文字功底扎实，董琨常被误认为是中文系学生。对此，他总是谦逊地解释：“我并非科班出身。”

1965年，年仅19岁的董琨收拾好行李，从福州北上，昂然进京。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师范大学，前往该校攻读生物学专业。

对董琨而言，读什么专业倒是其次，毕竟高考志愿填报单上他连林学院、农学院都报，8个志愿背后唯一的共性就是“北京”。

年轻时的小董有两个执念：一个是去北京，满足他对书籍里、课本中书写的文化中心的向往；另一个则是由爱好变专业的古汉语、古文字。

当研究生考试正式恢复后，董琨牢记诵老嘱托，报考了中山大学，随后被古代汉语专业录取。毕业后，董琨还是一门心思想回北京。

回京后，董琨火过一阵，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国家开放大学）的“明星老师”，但没待几年就申请了调职。

1988年，董琨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相当于古代的“翰林院”，他被分配在词典编辑室，参与维护、修订国家品牌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现代汉语大词典》。

众人眼中的编词典工作，是繁琐且枯燥的，但董琨却能自得其乐。

修订词典是从“勾词”开始的。汉字历经千年，古老却具有生命力，修订词典的人要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各种出版物中，“勾”出新词。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大家是怎么用的，使用了多少次……都要一一记录。

“我修订《辞源》的时候，词条非常多，字也很小，一天要看几百条。虽然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脸都看瘫了，但还是很值得的。”他想起福州一中的学长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下的宏愿，“为天下人谋永福”。在董琨看来，修订词典就是一项“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事业。

不改的乡音

今年10月，董琨又回到了家乡。这一次，他带着新书《缅怀集》和家乡的朋友们见面。

现场，老先生兴致很高，还秀了几句福州话。“真是太地道，太标准了！根本听不出在外工作生活半辈子。”发布会现场，有读者扬声道。

年岁渐长，董琨记忆深处最干净、最纯粹的东西似乎又被翻了出来，家乡也愈发“柔软”了起来。

新书发布活动上，董琨和家乡的读者们交流并为大家签名。记者 林双伟 摄

董琨自称三坊七巷的“土著”。高祖父董道行是清末举人，生前曾随沈葆桢赴台执教。曾祖父董执谊是个藏书家，修订刊行《闽都别记》，还曾在南后街开设“味芸庐”书店。

“从小在家受到不少文化熏陶。”年逾古稀的董琨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家里举办的雅集。

当时的文人爱玩一种叫“诗钟”的游戏。点燃一炷香，大家开始轮流用给定的主题作诗联。等这炷香烧到底就会把一根线烧断，线断了，一个锤子就会掉下来，敲响底下的钟，游戏也就到点了。作完诗联，大家还要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一出，还要大放鞭炮。据董琨说，这种发源于福州的文人游戏，后来还被带到了北京，甚至还流传到台湾。

上了中学，除了在福州一中熬夜看书的时光，董琨还记得自己常常和三牧文社的社员们，前往福州西湖放声唱歌、朗诵的夜晚。夜晚月光如水，湖面如镜，少男少女们无忧无虑，尽情歌颂文学和理想。那时，董琨才上高一，就已经是福州一中三牧文社的社长。

回忆在福州度过的童年、少年，如此清晰、真切。

董琨向母校福州第一中学捐赠文人书法作品。（福建教育出版社供图）

借着此次新书发布的契机，董琨还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办公楼一楼举办了小小的“文人书法展”，展出的是多年收藏的近现代名人名家的书法作品。他将这些藏品中的绝大部分捐赠给母校福州一中，并期望在位于三坊七巷的曾祖父董执谊的故居办一个书法教育基地，为家乡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