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8岁的张学海先生接受新黄河专访。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黄中明 摄

　　著名考古学家，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所长、研究馆员张学海先生，因病于2023年2月9日14时51分在济南逝世，享年89岁。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考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领航者，为山东考古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考古对我来讲，就是一大乐事”

　　张学海先生1934年生于浙江温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山东省考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学海先生终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田野考古学造诣深厚、成果卓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考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领航者，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去年6月，新黄河记者曾采访张学海先生。八旬高龄的他，依然思维缜密、激情满怀。回望考古人生，他说：“考古对我来讲，就是一大乐事。我只要一下田野，就非常兴奋，可以说观察疑难地层现象，能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所以考古界认为我是一把铲，田野考古学水平还行。年轻的同志往往不大注意田野考古，其实我的有些成果是纯粹由田野考古学水平带来的，例如史前城的调查。”

　　领航山东考古蓬勃发展

　　在很多同事眼里，张学海先生事业心强烈、淡泊名利，和高校、科研部门考古机构关系和谐。作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他热情支持大家一起在山东进行考古发掘，共同繁荣山东考古事业。他重视培养人才，在田野考古技能上亲自进行传帮带，同时注意培养既会钻探又会发掘的考古技工。在他的主持下，山东考古迅速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

　　现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记得，自己刚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非常幸运，第一次参加工作就碰到了枣庄建新遗址的考古发掘”，而且得到了张学海所长的指导，“我们刚开始对建新遗址发掘的时候，脑子里是没有聚落观念的，不知道要把墓地和居址联系起来考虑，后来我们老所长张学海先生到工地现场对我们进行指导，告诉我们要关注各个遗迹之间的、各区域遗存之间的共时性的关系、空间的关系，一个平面上不同性质的这些遗迹有没有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能反映一种什么样的聚落形态。这一点当时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这才开始想到我们要怎样去关注这些问题，对我们考古发掘的资料，不仅能找出它的早晚，还能把它拼合出一个社会的图景来。它首先是一个聚落的图景，然后再根据这个聚落的图景，来研究它背后社会的图景。”

　　1993年发掘完建新遗址之后，当年年底孙波就转入到了薛故城遗址的发掘中，孙波说：“在薛故城遗址的发掘上，主要也是张学海先生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这个指导对我的影响在哪里?主要就是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它的文献史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阶段。同时，遗址和它周围一些相关的遗迹现象、聚落的关系，也要统筹、纳入到对这个遗址本身的考察上。”

　　其后，孙波又参加了景阳冈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在张学海先生的主持之下，我跟着他把阳谷、茌平、东阿这几个县区，包括聊城市区都跑了一遍，把这些过去觉得有线索的遗址大部分都进行了探勘。这项考古工作使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在做聚落考古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区域，不仅是遗址本身和这个遗址相关的，还要有对聚落群的关注。这些重要的遗址，和普通遗址，它们在空间上都是有关系的，可以组成一个群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本土学者探索中国的聚落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域的概念，但它在我们本土的这些最顶尖的学者里头实际上是已经有了，只是用另一个名词来代表它。比如张学海先生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化小区’或‘聚落群’。”

　　提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家之说

　　数十年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张学海先生成就卓著：他不断推进大遗址“四有”探掘，融大遗址保护与故城考古为一体。他率先对墓葬进行分组，分鲁城周墓为甲乙两组，揭示了居民的族属、族居族葬、悬殊的社会地位及变化等重要信息，开启墓葬发掘研究的新阶段。他长期关注齐鲁故城，努力建设一流考古基地;首先对齐鲁文化作出概括，为齐鲁文化研究做了开山铺路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海岱区发现较多龙山文化城，他率先启动海岱史前城课题研究。他从方法论高度总结了大遗址探掘方法，丰富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基本由他编写的《曲阜鲁国故城》先后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城子崖遗址探掘被评为1990年度和“七五”双十大考古发现，获国家文物局首届“优秀田野考古成果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学海先生提出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标志国家诞生的一家之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对海岱文化区的文明起源进行探索，张学海先生思考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出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证明中华文明的形成，必须要找到一批中华古国。国家由部落脱胎而来，探索国家诞生就要首先确认一些典型部落。他认为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先是部落，其中少数规模大和较大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的5000年左右已发展成国家，标志是群体内的聚落形成了“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关键是群体的中心聚落向政治中心即“都”转化。“都”的标志是有殿堂性质的大建筑基址和王墓性质的大贵族墓，高于一般的文化总体水平以及明显大于群内其他聚落的规模，或者是城。他认为部落向国家过渡，集中体现在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即国都的转变上，并首先实现了转变。私有制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基础，人口不断向中心聚落集中是催化剂，管理机制的改变是实现转变的标志。中心聚落管理机制的改变，表明氏族制的消亡，产生了公共权力，标志国家的基本诞生、文明社会的到来。而大型和中大型聚落群所体现的部落，内部应该具有氏族、胞族、部落的完整体系，这种部落内部实际上具有3个层次。当部落中心转变为政治中心，公共权力产生后，新管理机制将顺理成章地被推行到全部胞族与氏族，它们迟早都将转变成该国的中层与基层组织，形成垂直的都、邑、聚式的行政管理体系，最终完成部落向国家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