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近日，秦岭牛马救援队被遇难驴友家属起诉案一审第三次庭审结束。秦岭牛马队的代理律师、陕西锐博（西安）律师事务所张博亚律师表示，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救援队告上法庭的案件。有律师表示，民间救援队需要平衡救援善意与法律风险，应事先签订相关协议，尤其是有收取救援费的民间救援。

事件还原

2025年4月21日，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光鹿跑兵冰”路线徒步穿越时失联，虽然多支救援队伍曾先后参与后续的搜救行动，但两名驴友最终还是不幸遇难。

据红星新闻报道，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商业救援力量，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案件在2025年9月17日公开审理。

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介绍，在陕西当地有一个专门的户外应急微信群，主要是为了预防山地事故、驴友互相照顾而建立的。4月21日晚，在该微信群内，杨某收到失联驴友同伴的求助。当天晚上9时多，救援行动已经开始，但此时未能与失联者家属取得联系。

杨某介绍，失联者家属找到他之后承诺，让他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失联者家属愿意每人支付1000元，但救援队伍找到两名失联人员时，他们均已遇难。事后，遇难者家属起诉参与当时搜救行动的救援队等各方。

杨某透露，遇难者家属起诉的理由是“我阻止报警，耽误了最佳救援时间”。对此，杨某回应称：“不是不建议报警，而是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路口几十个，初步排查正在进行，失踪的人是在行进还是下撤，还是迷路或者其他原因，犹未可知。”

昨日，案件一审结束后，羊城晚报记者私信杨某自媒体账号发送采访请求，未获回复。

律师说法

针对此案件，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何生廷律师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家属以“阻止报警耽误最佳救援时间”为由起诉民间团体救援队，而救援队可能面临因缺乏书面约定，难以有效举证救援决策的合理性。他提醒，民间救援队要平衡救援善意与法律风险，应事先签订相关协议，尤其是有收取救援费的民间救援。

原因在于，公益救援与有偿救援对应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协议可通过书面形式界定救援是纯公益、无偿性质，还是包含必要成本分担的互助行为，同时明确救援范围、实施方式。且民间救援多发生在紧急突发场景，口头约定易产生纠纷，而协议可明确救援风险、双方合意等信息。

在有协议明确救援队的免责空间情况下，若救援队已尽到合理专业的救援义务，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往往无须承担责任，这样能很好保护自身。若救援队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需承担相应责任。

何生廷介绍，在当下，民间救援力量是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但制度层面的滞后性存在已久，导致其容易陷入“无明确身份、无统一标准、无清晰权责”的“三无”困境。

在实践中，部分民间救援队既不属于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也未纳入专业救援体系，这种模糊性导致救援行动缺乏权威授权，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被质疑“无资质救援”，即便救援过程没有过错，也可能陷入被动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对于纯公益、无偿的救援行为，只要救援者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往往无须承担责任。但是有偿救援面临的是合同关系或者委托关系，面临的是更高的专业标准与注意义务。

何生廷建议，建立统一的救援流程规范与行业标准，明确救援启动条件、信息披露义务、风险告知程序等，提升救援行为的专业性与可预期性；同时设立对违规受助方的惩戒机制，对因非法穿越、隐瞒关键信息等违规行为引发救援的，明确其需承担相应的救援成本。

国内首例！民间救援队被秦岭遇难驴友家属起诉案引发关注 救援善意与法律风险如何平衡？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1月14日 版次：A03栏目：作者：王隽杰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近日，秦岭牛马救援队被遇难驴友家属起诉案一审第三次庭审结束。秦岭牛马队的代理律师、陕西锐博（西安）律师事务所张博亚律师表示，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救援队告上法庭的案件。有律师表示，民间救援队需要平衡救援善意与法律风险，应事先签订相关协议，尤其是有收取救援费的民间救援。

事件还原

2025年4月21日，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光鹿跑兵冰”路线徒步穿越时失联，虽然多支救援队伍曾先后参与后续的搜救行动，但两名驴友最终还是不幸遇难。

据红星新闻报道，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商业救援力量，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案件在2025年9月17日公开审理。

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介绍，在陕西当地有一个专门的户外应急微信群，主要是为了预防山地事故、驴友互相照顾而建立的。4月21日晚，在该微信群内，杨某收到失联驴友同伴的求助。当天晚上9时多，救援行动已经开始，但此时未能与失联者家属取得联系。

杨某介绍，失联者家属找到他之后承诺，让他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失联者家属愿意每人支付1000元，但救援队伍找到两名失联人员时，他们均已遇难。事后，遇难者家属起诉参与当时搜救行动的救援队等各方。

杨某透露，遇难者家属起诉的理由是“我阻止报警，耽误了最佳救援时间”。对此，杨某回应称：“不是不建议报警，而是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路口几十个，初步排查正在进行，失踪的人是在行进还是下撤，还是迷路或者其他原因，犹未可知。”

昨日，案件一审结束后，羊城晚报记者私信杨某自媒体账号发送采访请求，未获回复。

律师说法

针对此案件，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何生廷律师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家属以“阻止报警耽误最佳救援时间”为由起诉民间团体救援队，而救援队可能面临因缺乏书面约定，难以有效举证救援决策的合理性。他提醒，民间救援队要平衡救援善意与法律风险，应事先签订相关协议，尤其是有收取救援费的民间救援。

原因在于，公益救援与有偿救援对应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协议可通过书面形式界定救援是纯公益、无偿性质，还是包含必要成本分担的互助行为，同时明确救援范围、实施方式。且民间救援多发生在紧急突发场景，口头约定易产生纠纷，而协议可明确救援风险、双方合意等信息。

在有协议明确救援队的免责空间情况下，若救援队已尽到合理专业的救援义务，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往往无须承担责任，这样能很好保护自身。若救援队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需承担相应责任。

何生廷介绍，在当下，民间救援力量是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但制度层面的滞后性存在已久，导致其容易陷入“无明确身份、无统一标准、无清晰权责”的“三无”困境。

在实践中，部分民间救援队既不属于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也未纳入专业救援体系，这种模糊性导致救援行动缺乏权威授权，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被质疑“无资质救援”，即便救援过程没有过错，也可能陷入被动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对于纯公益、无偿的救援行为，只要救援者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往往无须承担责任。但是有偿救援面临的是合同关系或者委托关系，面临的是更高的专业标准与注意义务。

何生廷建议，建立统一的救援流程规范与行业标准，明确救援启动条件、信息披露义务、风险告知程序等，提升救援行为的专业性与可预期性；同时设立对违规受助方的惩戒机制，对因非法穿越、隐瞒关键信息等违规行为引发救援的，明确其需承担相应的救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