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其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为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屏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并将“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列为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经济安全居于核心地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不仅关系经济安全，更关乎我国发展全局。唯有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才能为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

成绩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2024年，我国在新型储能、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突破关键共性技术672项。截至2024年初，《科技日报》2018年所列的35项关键核心技术中，我国已突破其中33项，核心技术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二是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重点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4.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6.4%，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为53.2%，数智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家级绿色工厂已达6430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约20%，绿色低碳转型初见成效。三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步伐加快。截至2024年，央企累计举办13场产业链对接活动，发布供需清单超1000项，带动5000余家中小企业实现上下游协同与能力提升，初步形成“链主引领—平台赋能—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融通发展生态。四是“国内统筹+全球嵌入”双轮驱动持续强化。国内统筹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快跨区域统筹布局，中西部有序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国内产业链加快由传统链式结构向网络化生态演进。全球嵌入方面，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海外产能布局，在“双循环”战略引导下，以内需主导、内外联动的产业链体系正加快形成。五是制度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这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此外，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也在持续完善中。例如，《关于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强调，2024年至2026年，聚焦重点产业链、工业“六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综合奖补方式，分三批次重点支持“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但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增值能力仍显不足，产品附加值有待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由2011年的31.56%下降到2020年的25.74%，虽然2021年回升至26.97%，但2022年至2024年期间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全球竞争力尚需增强。

二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短板突出，自主可控能力仍显薄弱。部分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在高端芯片等关键环节。例如，2023年，我国汽车芯片对外依存度高达95%，计算和控制类芯片自给率不足1%。大宗资源进口集中度较高，能源、粮食、原材料对少数国家依赖严重。例如，2024年，我国从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进口的大豆量占大豆贸易进口总量的比例高达96.1%。我国产业链上下游尚未完全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工业基础能力仍待增强。

三是数字化安全风险加剧，产业链供应链易受网络威胁冲击。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工业数据泄露成本持续上升，且制造业所遭受的网络攻击在各行业中位于前列。我国高端芯片、基本算法等与数字产业相关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易遭受数据泄露与产权侵权风险。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将面临更大的网络安全挑战。

四是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全球产业链波动对我国发展冲击大。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兴起，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加剧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不稳、不强和不安全风险。特别是美国通过随意加征关税等手段主导贸易谈判和争取利益，直接抬升企业出口成本，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加大部分关键技术、设备和零部件的获取难度。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来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一，在面临外部产品、零部件和技术等供应受限时，应依赖稳定运行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必要的产品和服务，确保超大规模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契合“人口规模巨大”特征。其二，降低外部冲击对民生的影响，守住共同富裕底线；通过“点”“链”“面”协同发力，实现多链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城乡互通、区域协同，缩小企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三，持续补链强链，既夯实物质技术基础，又为文化科技产业提供内容与技术支撑，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其四，注重可持续发展，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五，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治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依托产业安全造福各国人民，彰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担当。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来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机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是微观的稳定供应和自主创新机制。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能降低外部风险，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障产业的稳定供应，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细胞单元”。安全稳定的产业供应链条为企业创新试错创造良好条件，技术安全目标激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引导“链主”牵引创新生态再造，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支撑。二是中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机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保障产业持续高效运行，为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营造安稳环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助力产业体系“推陈出新”；自主可控、稳健高效、可替代性强的产业链供应链，能提升产业体系的战略安全保障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三是宏观的制度牵引机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需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围绕重大需求完善制度设计，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发展路径明晰

坚持精准发力，锻长板、补短板“齐头并进”。一方面，坚持“锻长板”，助优势更优。将“长板”锁定在那些拥有完整产业链、长期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产业上，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精尖发展之路。提高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以庞大的市场规模效应提升产业发展成效，在强化市场中锻长板。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全链条升级，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在产业升级中“锻长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在新兴产业建链中育长板。另一方面，抓紧“补短板”，促劣势转优势。提升基础工艺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性能和可靠性，加强专用材料供给，推动基础软件和零部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突破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芯片等高端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尽快缩小产业链上的技术代差。需要明辨的是，产业短板弱项并非等同于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需要科学辨识关键核心技术的真问题和伪问题，更好地集中力量破解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技术瓶颈难题。

加强风险防范，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屏障。一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研究与防范部署。就技术短板、数据安全、法规合规等问题，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来源识别、性质评判、原因分析和趋势预测，完善风险研判机制。引导高端智库参与风险治理，汇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建风险防范机制，解决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检测与应对。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与监管的技术支撑，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安全监测网络。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平台，划分质量问题、自然灾害、社会稳定性等风险类别，制定风险防控方案以及资源调配、备用渠道、库存管理等紧急应对计划。三是注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工作评价与管理。确定衡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性指标，加强安全信息共享，强化风控过程管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能力和监管力度，定期评估风险隐患情况，甄别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苗头性风险，加强风险反馈。

秉持系统观念，促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是推进智能化转型。培育智能车间和工厂，推广应用智能物流设备，如自动化装卸搬运、智能分拣包装等，培育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为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转型提供规划咨询、技术指导、专业培训等服务，实施智能制造装备和机器人产业检测诊断行动计划，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推行绿色化转型。推广可再生能源，鼓励企业采用分布式能源管理系统。引入清洁生产技术，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争取国际普遍认可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认证，强化供应链的社会与环境责任，促进产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效合一。三是加快融合化转型。打造多产业协同平台，促进制造业、服务业、文化创意及现代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优化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实现技术、人才、资本和市场的跨产业流动；培育复合型产品与新兴业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互补发展；加强标准化、协作机制建设，提升整体产业生态韧性与竞争力。

确保共建共治，推动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一是积极宣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治理主张和行业技术标准。以国际项目合作为契机，提出共同应对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倡议。发布相关政策文件和宣言，明确中国政府在产业链治理和行业技术标准制定中的愿景、承诺。借助国内主流媒体，传播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信息与成功案例，扩大中国标准的舆论影响力。二是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则和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增强在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产业链供应链治理的权力分配、边界条件、议事规则等核心问题上，坚持“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理念，将其作为制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新规则和构建行业技术新标准共同遵循的原则。三是加强我国规则标准与国际规则标准协同。借鉴发达国家在产业链治理中的经验与规则标准，力争我国规则标准与国际规则标准在理念和做法上接轨。对于规则标准尚不健全的领域，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强化政策引领，提供产业链供应链制度保障。一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层设计。以安全稳定需求为导向，调整产业链政策理念，加快制定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规划，明确重点方向、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加强重大项目布局对接，警惕政策“合成谬误”“分解谬误”陷阱。二是促进各类产业政策有效衔接、高效协同。统筹发展效率与安全稳定工作，促进安全稳定与经济效率有机结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与财税、货币、科技、交通及物流政策衔接。加强上下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工具与考核结果协同，促进同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政策协同，确保政策形成合力，政策执行效果不偏离预期目标。三是加强政策规划和实施效果的监测评估。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落实情况的监测评估，探索新兴技术条件下的监测评估新模式和新工具。壮大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升其在产业链供应链政策规划和监测评估中的积极性。定期公开产业链供应链规划实施情况和监测评估结果，总结相关案例经验并及时推广应用。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庆华；本文第二作者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潘婷；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格局下稳定和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供应链研究（批准号：22BJY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