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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祠堂后壁“楼阁拜谒图”中的树木就是普通的树,树木所在之处是祠主在世子女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笔者认为,图中所表现的场景就是墓地,树木和楼阁双阙一样,都不过是墓地的象征物。……“不得血食”意味着亡国丧家或绝嗣,在古代人的观念中,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这都是最大的不幸。正因为如此,在祭祀已故先祖时,必须事先准备好祭祀用的牺牲。射猎、狩猎和渔猎都是获得祭祀用牺牲的手段。祠堂后壁的树木射鸟图像,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孝子贤孙为了准备祭祀祖先用的牺牲而在墓地树林中进行的射猎场面。……汉代墓地石结构祠堂后壁的“楼阁拜谒图”与升仙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表现孝子贤孙在墓地祠堂祭祀祖先的墓祭图,组成墓祭图的各种图像因素,诸如双层楼阁、双阙、马和车、树木、射猎等,都是墓祭祖先这一中心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105-110页),不过,作者在分析画像石的桥上交战图的图像学意义时,也许有点阐释过度。他认为:“桥上交战图表现的就是墓(祠)主率领军队,冲破守桥冥军的阻拦,赶赴祠庙去接受祭祀的场面。”(349页)作者用来证明河为奈河的材料,均为隋唐以后的记载。作者也认为,以奈河为分界线的阴阳两界说,在北宋以后产生了影响。即使其祖型就是汉代的河桥图,但彼时整个冥界还处于原始的初创阶段,阴兵或冥军的观念不大可能在那时就形成。当然,对于这一看法的讨论和评判有待于专业学者的研究。这本书包括本雅明十篇名作,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黎:一座19世纪的都城》《摄影小史》《译者的任务》等。有同事说这样都是名作的书也没必要推荐了吧。想想也真是,恰如我们推荐一本《西游记》一样,好像没什么诚意。虽然如此,本月在读的也就这一本了。既然大家都很熟悉了,仅摘录一句,出自这本文集的同名篇章:“大众宛如母体一般,孕育了当今以崭新面貌重新出现的那些看待艺术作品的普遍行为。量变已导致质变。大众参与人数的暴增已改变了他们的参与方式,而新的参与方式首先会以一种招致恶评的形态出现,但观察者却不宜因此而感到困惑。”,“这位大师掌控着夜晚。这位大师掌控着转向内部的目光。这位大师眼帘低垂。……拉图尔的画作献给了一切事物的悲哀面,让它们在生活场景中一览无余。”,画像石的制作,大致有以下几道工序:首先由丧主或死者家属雇请“名工”或“良匠”即雕造画像石技术最好的工匠,让他们承担画像石建筑如墓室、祠堂的设计和建造任务;第二,由雇请的画像石制作工匠,到附近的山上挑选、开采石料;第三,由石匠根据建筑的设计图对选采的石料进行再加工,使石料变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建筑构件;第四,由被称为“画师”的画工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用墨和毛笔以准确有力的线条绘出画像的底稿;第五,由石工严格按照画师在石面上绘制的图像墨线底稿,用凿、錾等工具刻出图像,使其具有凹凸的立体效果;第六,由画师对石面上刻好的画像施彩着色,使之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色彩效果。(26-29页),从研究时段上看,新著将这一问题从一战前、两次大战一直推进到冷战结束,冷战时期占了论著正文五章中的三章,这部分也是我对新著更感兴趣的部分。国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有自我即有他者,所以,美国在建构自我的同时,也在建构他者。变化的“西方”就是一例。之前读书、聊天涉及“西方”,似乎更多是根据语境来选择其含义是指欧美,还是欧洲,而对这一差异的形成不甚了了。而在这本书中可看到美国在塑造自我身份时,对于“西方”这一话语的建构和调整。此外,还特别有感触的一点是,领袖极强的存在感。“帝国的叙事话语”,这里主要是精英的话语,是外交决策者和舆论制造者的话语,所以作为美国国家领袖,总统的话语自然是重要的。而经历两次大战之后,美国崛起为“世界领袖”,在以这样的身份认知面对世界(冷战)、面对自身时,美国领导人头顶双重领袖光环,这既为其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感,也带来了深切的焦虑。书中讲,“没有哪个大国像冷战时期的美国那样如此重视声望和信誉”,美国对自身形象如此焦虑的根源就在于其世界领袖的身份认知,而这一身份焦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全球干涉之路,泥足深陷,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决定性因素。而之所以国家做出这一系列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资本所有者相对于社会中其他人不断扩大的政治权力。这一结论也可以部分解释开头的那个问题。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曾有过一次家庭旅行,目的地是挪威中部港口城市特隆赫姆,二战初期,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希尔施·科米萨尔曾在那里生活。访问中,斯特朗格在街头看到刻有科米萨尔名字的“绊脚石”纪念牌,这些“绊脚石”用来纪念在战争中遇难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各地。当时,斯特朗格向他的儿子解释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一个人要死两次,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第二次是他的名字被最后一次念出。“绊脚石”提醒我们所有人记住那些逝者,只要他们的名字被念出,他们就依然活着。之后,斯特朗格开始调查科米萨尔的故事,以及科米萨尔家族的不幸,与挪威头号纳粹特工亨利·奥利弗·林南的隐秘关联,最终写成了这本具有家族自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古调犹弹: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描述的是夏鼐、刘节、郑天挺、陈君葆、梁方仲、竺可桢等六位学人与陈寅恪的交往史。有些精细入微的判断,比如作者认为刘节、梁方仲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就不一样:“新见史料足以表明,刘、陈之交与梁、陈之交,有同有异,且异大于同,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前者是酒,后者是茶。”(第4页),推荐语:,《海边》探讨的一个主题是父子关系,作者在创作时受到了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启发,而剧中流露的荒诞感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加缪的《局外人》。《焦土之城》则是一部讲述几代女性深陷愤怒沼泽却拼尽全力打破轮回的史诗,爱情故事和血腥暴力交织其间。关于远方的战争,剧中有一段高度概括的描写,摘录如下:“谁知道呢?没人明白。兄弟向他们的兄弟开枪,父亲向他们的父亲开枪。一场战争。但究竟是什么战争?有一天,有五十万难民来到了边境的另一边。他们说:‘有人把我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让我们在你们旁边生活。’这里的人说好,那里的人说不行,这里的人开始逃亡。数以百万计的命运。我们不再知道是谁向谁开了枪,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战争。”,而“美是一种烛火,摇曳在悲伤里、金钱里、蔑视里、孤独里、夜晚里”。